夜幕下的无名英雄----深切怀念省老新协原会长戴振民同志

“戴老爷子早上走了！享年88岁。”2018年11月9 日，听到噩耗，让人悲痛。

“戴老爷子”，这是多年来湖北日报上下乃至全省新闻人对湖北日报原副总编辑、纪委书记、高级编辑，湖北省老新闻工作者协会原会长(1989年12任常务副会长，2003年至2008年任会长)戴振民同志的爱称、尊称。他在湖北日报上了一生夜班，为办好报纸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无人不敬佩这位德高望重“夜幕下的无名英雄”。

这里仅忆几件事，以此表示深切怀念。

好前辈

戴振民同志1949年2月就参加了工作。我是1975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湖北日报，由于不在同一部门工作，平日接触较少。直到1979年4月底才有难忘的接触。这时组织上已决定我去援藏，到西藏日报工作3年（如算上探亲休假，实际4年）。一天，戴振民同志让我到夜班办公室坐坐，我们聊了很多。他说：“人走千里路，当读十年书，趁年轻到世界屋脊锻炼是难得的机会。你是报社第一个援藏的，相信会为湖北日报争光。”我笑了笑。“西藏肯定艰苦，要有吃苦的准备啊！至于家中困难，组织上会考虑的。”“我从农村出来的，又当了4年兵，吃苦不怕。”我回话。他接着说：“青藏高原最苦是缺氧气，米饭不用高压锅就煮不熟的。有思想准备就好，高寒缺氧，人不可缺精神！”

他告诉，他有一同学任西藏日报副总编辑兼汉编部主任，他将写封信给我带上，请同学关照我。我当时不知怎样感激才好。

在湖北这批168个援藏人员集中启程前两天，戴振民同志将信给了我，并叮嘱：“从青藏公路进去得几天，军用棉大衣要随身带。”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听了老人言，就会尝到甜。在青藏公路上走，“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时而艳阳高照，时而雪花飘飘。随身带的军大衣时而穿，时而脱，很管用。

到西藏日报后，在他同学介绍、关心下，我学习了有关民族政策，了解了民族地区一些风俗习惯和报社基本情况，较快地适应了工作。

1997年5月，戴振民同志碰到我，问起我儿子学习情况。我告诉他：大学即将毕业，国家从当年起对高校毕业生改“统招统分”为“自主择业、双向选择”；

小孩已找到4家单位，有3家表示接收。他说有1 家的一个领导与他熟，问我：“要不要我给打个电话？”“谢谢戴总！再不能增添您的麻烦。。。。。”他抢着说：我打电话他，不是找开后门，是为他推荐人才。好！如需要，就来跟我说。”

戴振民同志大我20来岁，组织上没委托他、我也没去找他。他却主动像长辈一样关心我们后生，真是好前辈。

好领导

1990年初，我在郧阳记者站工作。一天郧阳地委宣传部新闻科长马献伦和我因工作找时任副总编辑戴振民同志。马科长与他较熟，一见面就说：在“89政治风波”中，湖北日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导向正确，受到省委、中央表扬，就是靠您值夜班把好最后一关，功劳大大的啊。戴振民同志马上一本正经地说：“老马，绝不能这么说！应该说这是报社党委集体领导的结果！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后我们问戴总：“当时学潮发展成为动乱，坚持值夜班您不怕吗？”戴总说：“在其位谋其政。我分管夜班，关键时必须到位。”他坚持几点：毫不犹豫地听党中央的、听省委的；不为其他媒体报道所动；非常时得有非常之策：从严执行编前会制度；所有上版的稿必须经过他的手；对临时接到反映游行、堵交通的文稿作“内部动态”上报，对图片则留存；清样签字后付印前，夜班主任和他必须分别再从头到尾看一遍。“我对当班年轻的同志说：出什么问题我负责，如有人找你们，就说‘是一个老同志值班’。”

1990年9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到湖北考察，我随同采访，按要求发一条消息即可。可李铁映在神农架看到珍宝金丝猴和美丽风光，接过电视台记者的摄像机，兴致勃勃地拍摄起来：“看——多壮丽，真漂亮啊!应把祖国大好河山拍个够！”我当即用自备的照相机连拍多张胶片。在文字稿见报的当天，摄影部将我拍的照片也冲洗出来了。我配上标题《把祖国大好河山拍个够》及简短“说明”发到夜班，看看能否发。编前会上有人提出是否送省里审下？副总编辑戴振民说：“这是新闻图片，表现出满满的正能量！没有突出个人的意思。”此图片见报天，省里打电话，让寄4 份湖北日报给李铁映的秘书存档。此图片被评为当年湖北省好新闻一等奖。

戴振民同志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为年轻人乐于甘作人梯，不愧是好领导！

好老师

进西藏前的谈话中，戴振民同志还对我说：“到时也可写写湖北援藏人员的稿子，注意抓住新鲜点、抓好时间点、抓准重要节点。稿子直接寄我，我负责转业务部处理。”

“抓住新鲜点、抓好时间点、抓准重要节点”这是老新闻工作者的实践总结，更是指导我们青年记者写稿的理论。

1980年春节前夕，我航寄了一篇通讯《迈出可喜的第一步----我省援藏干部

半年工作报告》 给戴振民同志。大年初二湖北日报就登出《迈出可喜的第一步----我省援藏干部新春向家乡人民道喜》 ，给援藏干部极大鼓舞，也给援藏干部家属特别安慰。随后，在湖北赴藏医疗队轮换（两年一轮）时，湖北日报登出我写的消息《湖北赴藏医疗队被藏胞称为----“党派来的‘活菩萨’”》 、在援藏3年期快满时，又发了《湖北人----“老西藏”》等报道。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离休后被返聘工作的戴振民同志带我和另一青年记者到应城市采访。当时，普遍反映“农民卖粮难”。原因多种：农民种粮丰收、政府库容量不足、粮食库存外销慢占压资金引起亏损、不愿贷也贷不了等等。应城市却能较好地解决卖粮难问题，做到不拒收、不限收、不压级压价收、不打“白条子（即：欠款条）”收。我们采访粮食部门后就想写这“四不”，而戴振民同志说： “四不”要写，但怎么能做得到“四不”？采访还得深入再深入。我们又分别采访市领导、卖粮农民，才知道：市里采取措施：统一领导，成立专班解决；统一组织推销队伍，到南方销售库存粮；统一调度收购资金等。卖粮农民说，政府知我忧，懂我想，来年还要多种粮、种好粮。经戴振民同志指教、修改，我们完成了这篇具有指导性、操作性的工作性报道。

人说老师如“蜡烛”，燃烧自己，点亮学生。戴振民同志为了让记者成长、成功、成才，总是默默无闻、不遗余力地作出奉献。好老师----戴振民同志！（记者 熊瑞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