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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欢乐颂》而一举成名的青年编剧袁子弹一直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成功者”。在她看来，衡量一个编剧真正的价值在于，是否有独属自己、无可替代的好作品，而名气只是附加的奖励。
初入行时，同为编剧的父亲袁克平曾经问她，“孩子，如果一辈子不红，你还愿意写作吗？”
“愿意。写作是一件艰苦、严肃，却又充满神圣感和使命感的事，值得为之而奋斗。”她这样回答。这句话成为袁子弹的职业信念，也是她全心投入编剧工作十几年的写照。
袁子弹出生于湖南邵阳的一个小县城。她的父亲袁克平是国家一级编剧，坚持编剧写作几十年。袁子弹从小受父亲影响，对文学怀有一种天然的熟悉和喜爱。
在袁子弹心里，与父亲的关系亦师亦友，印象中最美好的回忆就是和父亲聊唐诗宋词，探讨人生。前不久，由父亲编剧的《大江大河》热播，她在微博里写下这样一句话，“我是极少数小时候把爸爸当偶像，长大后依然能把爸爸当偶像的人。”
但袁子弹最初未想过“子承父业”。大学毕业后，袁子弹进入一家薪水不错的广告公司工作，成了上海一栋高端写字楼里的白领，每天过着“朝九晚十”的忙碌生活。初入职场，与周围的精英一比，她自觉平庸，备感迷茫，开始思考如何让生活过得更有意义。
一个偶然的机会，袁子弹受邀重新创作某制片方一个几近放弃的项目，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一周的时间写出了6000字的剧本。结果，对方对剧本很满意，她因此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个编剧合同。
在那之后，她一边工作，一边写剧本。夜里10点多加完班回家，她倒头睡三四个小时就赶紧从被窝里爬起来写作，早晨8点，再去上班。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半年后，她才辞职做了职业编剧。
在袁子弹的作品中，既有《国歌》这样的原创剧本，也有《欢乐颂》这样的改编剧本。在她看来，编剧作为文学的一种，也是一种表达方式。从非科班出身到作品广受好评，她最切身的体会是，编剧的故事情节构造能力、台词创作能力至关重要。
围绕故事情节构造能力，她谈到，编剧对文学作品加以改变创作时，需要多方考虑各种情况，比如原著是否适合影视表达；如何将作品中冗长的心理描写改编为可供演员表演的具体情节。
围绕台词创作能力，她总结出，文学创作可以通过大量的心理语言描写塑造人物形象，但编剧必须通过对人物行动的刻画展示角色形象。如何“刻画”，主要靠台词创作，“看一个编剧台词创作方面是否成熟，首先是能否做好台词的自我区分。”袁子弹说。
如何避免人物台词千篇一律？她摸索出了这样一个经验：对笔下的角色进行精细化考量，精准界定谁话多、谁话少，谁以长话长句为主、谁以短句为主，每个角色的说话风格是哪种。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思量，她的改编剧《欢乐颂》里才有了曲筱绡和关雎尔这两个话风迥异的角色。
袁子弹深知观众看剧的关注点主要在故事情节，但她创作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关注点，就是人物台词必须“自证”——每个角色的行动、语言必须合乎人物逻辑，“这需要编剧尽可能多地了解世界，不能只站在自己的立场看问题。”
当下国内编剧行业普遍实行“团队作战”，而袁子弹为了保持作品的相对统一性，坚持“单兵教练”。尽管孤军奋战的效率会慢一些，但她珍惜每次创作机会。每当作品创作完成时，她会习惯性地通读一遍，查漏补缺，力图使剧本更加完美。
从广告行业转战编剧行业，袁子弹历经刚入行时“是否适合长期从事这个行业”“能否靠写作养活自己”的自我怀疑，也有过“作品能否得到应有的待遇”“自我审美是否与市场脱节”等种种困惑。她觉得，创作者一年创作几百万字，很孤独，也很累，若没有外界的鼓励和喝彩，很难坚持下去。
在长期的角色创作过程中，她有一套自己的办法：或将人物拉近自己，以期塑造一个真实饱满的角色；或沉浸在剧本人物生活里，试图让自己与角色共情。
在编剧这一行摸爬滚打这些年，她最忌讳的就是写着写着就“写油”了。她说，大多数文学创作强调原创，作者是带着创作冲动从自我出发去写作的；而编剧一开始就是奔着产品去的，所以很容易从心理上把作品当成可营利的“商品”，这就需要编剧在创作初心和收视率、广告植入等各方面做妥协。
近几年，国内编剧行业新人辈出。她始终认为，一个编剧的基本修养首先是具备文通字顺的文字功底，能够比较精准、特色化地进行自我表达。其次是在长期的生活中，注重结合自己的悟性、人生经历，培养良好的写作审美。
袁子弹建议编剧新人首先要综合考虑自己是否有从事文字工作的兴趣，其次要有耐心，做好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抓住每个机会，做好每一件事。更重要的是，要保持写作初心，不受名利干扰，在有限的条件内选择适合自己的题材认真创作。
2018年，袁子弹怀了二胎，但这一年她依旧没有停下手中的笔，直到临产，她仍在工作。她告诉记者，不停止创作，是因为自己珍惜每一次剧本合作机会，也因为自己的表达欲望从未中断。
北京疆进酒live house，许多知名乐队曾在这里演出，包括新裤子、刺猬乐队和盘尼西林。但8772乐队应该是最特别的一个。
主唱崔莹是一名“瓷娃娃”，和崔莹一样，乐队成员都是罕见病患者，白化病、血友病、“瓷娃娃”、小儿麻痹症、重症肌无力……因为常年与病痛相伴，乐队名字8772也是由“病(B)痛(T)挑(T)战(Z)”的首字母转化而来。
8月14日晚，在疆进酒live house，8772乐队举办新专辑《从不罕见》发布会。为此，女队员都化了妆、打了腮红，穿上各式各样的红色小裙子。
“我希望当看到我们这群人时，先看到的不是病，而是一个完整的人。有自己的生活，有追求的爱情，有想要做的工作，和想要实现的小梦想。”成骨不全症患者、乐队鼓手王奕鸥说。
生活中，他们被父母规定种种禁忌
发布会开始前一个小时，后台的房间被7个乐队现成员和3名前成员挤得有些逼仄。茶几上摆了一个小蛋糕。朋友们送来了鲜花，有玫瑰，有香水百合，有崔莹喜欢的向日葵。
崔莹的母亲坐在疆进酒靠墙的角落里。当天下午2点，她和丈夫陪着崔莹一起到了现场，看完了整场演出的调音、彩排。因为崔莹2017年的一次骨折，她和丈夫再次变得小心翼翼：“每次演出我们都跟着去，还是不放心。”
1988年出生的崔莹，很小的时候就听到母亲的嘱托：不能摔跤、不能推搡，不能太用力。因为无法出门，她一直窝在距离长安街不远、30平方米左右的小家里，从床上挪到椅子上，再从椅子上挪到床上：“每次骨折都是去医院紧急处理下，回家休养，然后再锻炼走路，再骨折，再去医院……”
乐队节奏吉他手、白化病患者谢航程也被父母规定种种禁忌。因为患病，他的视力很差，从小不被允许学骑自行车。父母不让他骑车，他就在放学后和同学偷偷出去骑，还是学会了。说起这些小“叛逆”，他甚至有点洋洋得意。
为了让他掌握一门吃饭的手艺，谢航程小学四年级辍学，父母就让他跟着唢呐班子学习吹唢呐。“父母总和我说，赚钱，娶媳妇儿。我当时真的觉得，我的目标就是学手艺、赚钱，娶媳妇儿。”直到读大学的发小，带回来一把在父母眼中“混子”玩的吉他。
不仅可以被帮助，也可以被需要
13岁时，崔莹第一次听到了用电吉他弹奏Beyond《真的爱你》的前奏：“像是一道闪电一下子击穿了我……这是什么？”
像是探出了两个触角去感知世界。崔莹突然发生了改变：“开始对身边的很多事情都感兴趣，想让大家知道我的存在。开始去听广播、听音乐、交笔友。”
在和笔友的通信中，他们互相倾诉自己的生活，每天按时去上学的笔友，竟然也会羡慕她的生活。但没有和同龄人一起长大，让她遗憾至今：“这种缺失一直影响到后来的我。”
时隔十多年，16岁的崔莹再次走出家门，觉得特别不适应：“从屋子里看到的，和外边的太不一样了。就觉得蓝天好高呀，阳光很刺眼，那种空间感，让我整个儿都天旋地转。”
崔莹第一次超越步行可达的区域是去看2008年奥运会，20多公里，崔莹乘轮椅坐地铁、坐公交和摆渡车：“像是一次探险。”
崔莹真正“走出去”是在2013年。当时很多人对“瓷娃娃”的印象就是，“打个喷嚏都能骨折”。为了让人们了解“瓷娃娃”的真实状态，她作为志愿者，跟随王奕鸥主创的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的人们一起走上街头，去收集陌生人的拥抱。
在大望路地铁站附近，她坐在轮椅上张开双臂，尝试去拥抱了几十个陌生人。那天特别晒，有人在拒绝之后又折回来拥抱了她，在她耳边说“加油”。一个中年男子在拥抱后离开，几分钟后，又匆匆忙忙跑了回来。“他把自己手上的手链摘下来交给我，说‘这个会一直保佑你的’。”
崔莹意识到，原来自己不仅可以做一个被别人帮助的人，也可以被别人需要。“自己的小宇宙从那时候开始爆发了，开始变得不安分。”
组乐队一直在崔莹的愿望列表里
多年后，崔莹翻看十几岁时的日记发现，原来组一支乐队一直在自己的愿望列表里：“只是当时觉得完全不可能。”并梦想着有一天能抱着吉他唱歌，那才是一个“玩音乐的人”应该有的样子。
2012年的一次外出，崔莹故意选了一家有乐器店的路经过。满心忐忑地去尝试了吉他，之前的种种担心一一应验：“它对我来说就是个庞然大物，我根本抱不动，也拨不动琴弦。”
她买了一个样子很像木吉他的尤克里里来代替。尤克里里欢快的声音实在无法体现出她的“深沉”和“忧伤”，她就弹一些忧伤的曲子，宋冬野的《斑马，斑马》，GALA乐队的《骊歌》。
在一次罕见病患者的聚会上，崔莹唱了一首自己创作的歌曲。演出结束后，她问台下：“想一块儿组乐队吗？”
同是罕见病患者的王奕鸥、程利婷等人陆续加入，就此有了8772乐队。
大多数乐队成员都是零基础。乐队的指导老师、天空乐队主唱马歌挨个指导他们各个乐器的使用和演奏。
半年后，马歌说，“可以去买吉他了”，崔莹喜出望外。
因为疾病，也有力不从心。“经常第一天弹完琴，第二天胳膊都抬不起来，直接影响到自己正常的生活。会觉得胳膊不争气，自己和自己生气。”崔莹说，从13岁至今，她一直在慢慢接纳自己，在和自己和解。
谢航程也会因为身体的原因懊恼，因为视力原因，他看起谱子来经常倍感吃力。他一直想“搞乐队”，在2017年通过朋友得知8772后，加入乐队。为了摆脱在老家那种“赚钱，娶媳妇儿”的生活，他带着吉他和唢呐，先是离开周口到了郑州，又离开郑州到了北京。
如今在皮村十多平方米的屋子里，四处堆着他的“吃饭工具”，有吉他、尤克里里、电子琴、非洲鼓，还有个大音响。唢呐被放在了桌子下的角落里，已经很久没碰过。
罕见病人在舞台上释放出光和热
每周一傍晚，乐队成员从北京的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排练。第一次一起奏响一首歌的时候，崔莹觉得“梦想成真，此生无憾了”。
但波折接二连三。
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是排练场地，仅无障碍设施这一点就排除掉了一大半。起初都在“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病友喜欢去看他们排练，乐队成员会让病友尝试一下各种乐器，“当他们真的可以弹出声音来时，你会发现他们的眼睛里有光，那种感觉，就像是身上的枷锁被打开了。”崔莹乐于去做这样一个“推手”，在病友“走出去”的过程中，稍稍推上一把。
为了准备2017年的新年演出，崔莹过门槛时不小心轮椅翻了，手先撑到地，胳膊骨折。花了一年多时间，才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对罕见病患者来说，逐渐从被保护的“安全区”走出，难免会遇到这样的意外，有时代价可能难以想象。“但是在家里不出来，被保护一辈子，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完整人生，代价难道不大吗？”崔莹反问。
王奕鸥说，早在乐队创立之初，就定下规矩，一定不唱《感恩的心》。
“那样太卑微了。”崔莹说，每次上台前，观众看到他们是一群罕见病患者，常用的夸赞是“你们太不容易了”，“你们真了不起”，这让她浑身不自在，“那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一种怜悯。但当我们在舞台上放光发热了，他们的关注点才不再是我们的身体和轮椅。”
一次乐队被邀请去残联演出，成员们上台去一顿“躁”，台下的领导眼里露出不少吃惊。
“我当时就觉得，我们的目的达到了。一个罕见病人应该是什么样子？任何样子都可能！”崔莹说。她觉得，罕见病患者，天然带着一种使命感：“让大家更懂得爱，更懂得珍惜，更懂得尊重生命，也更懂得什么是多元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