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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点，谷歌工程师出身的威尔·戈宁有切身体会，他曾借助Facebook掀起了一场“网络行动”，参与推翻了埃及原来的总统，结果却是：
“当你想打破什么时，社交媒体很有用；可当你想用它来重新建设些什么，它就失灵了。”
01
威尔·戈宁的反思
威尔·戈宁是个埃及人，他是“阿拉伯之春”的策动者之一。
那场革命爆发半年前，一个名叫赛义德的年轻人在被警方调查时死亡。警方说赛义德是吸毒而死，但随后，赛义德被警方虐打的照片在Facebook上流传开来，引发了众怒。
戈宁就创建了一个“我们都是赛义德”的Facebook主页，3天就吸引了10万名关注者。2011年初，他在主页上呼吁：“我们上 街抗议吧。”靠着不断被转发，有100万埃及人看到了这条呼吁。
正是这次游行拉开了序幕，18天后，统治埃及长达30年之久的总统穆巴拉克被赶下了台。
埃及的街头游行
革命胜利了，戈宁站在Ted的演讲台上说：“如果你想要解放社会，你只需要互联网就够了……在使用社交媒体前，我不敢和其他人聊政治，是社交媒体让我明白，不是只有我对现状感到愤怒，原来我并不孤独。”
仅过了4年，戈宁又回到了这个讲台。而这一次，他说：“我错了。这个让人民团结起来推翻独裁者的工具，也把我们国家撕得支离破碎。”
这场被西方学者称为“社交媒体革命”的运动，没有给埃及带来民主。军队把民选总统赶下了台，埃及经济被重创，人们过得比革命前更艰难。
抗议的埃及人打出标语：“谁害怕推特？”
戈宁反思，社交媒体的特点是没有领袖、人人都是领袖，但这也让这场运动逐渐变成了“暴徒的狂欢”。社交媒体帮助传播错误的消息、谣言和仇恨言论，环境完全被毒害了，网络世界变成了战场。那些（在社交媒体上）嗓门最大的人，霸占了为国家未来做规划的权利，但其实他们根本不够格。结果革命被这样被稀里糊涂地引向了一条死胡同。”
戈宁把当下社交媒体的算法称作“暴徒算法”。他说：“社交媒体给大众赋了权，但在权威被消解之后，精英们也没法做到使大家把有害的渣滓筛出去了。”
02
最有传播力的是谣言
戈宁和其他研究者发现，如今的社交媒体，最有传播力的内容往往是谣言和煽动性的极端言论。
皮尤研究中心曾对美国国会议员的Facebook帖子做过分析，他们发现，那些情绪愤怒、言辞粗鲁、直接攻击敌对党的“暴躁帖”，能比其他言论多出50%的赞以及多一倍的留言。在发现了这个现象后，政客们发的“暴躁帖”比以前多了2倍。
“请用赞喂养我”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之一是人类有追求刺激的天性。麻省理工的一项研究发现，总体来说，瞎编出来的谣言确实要比事实更刺激，而且它们传递的情绪单一、鲜明、非常好识别，更容易吸引读者。
互联网创业者Sahan Kodagi则提出，谣言、极端言论盛行是因为人们都有追求社会认同的心理。他说，在如今信息过载的时代，人们已经没有能力去仔细分辨每一条信息的真假。所以，人们普遍倾向于做出最安全的选择：“大家信什么，我就跟着信什么。”
那要如何判断别人在信什么呢？Kodagi说，关注量、点赞数都是人们判断可信度的标准。
而如前所述，那些极端化表达的大V 最容易凸显出来，带起节奏，这样就形成了恶性的循环。
03
回音室让人越来越偏激
弗朗西斯·福山在《身份政治》中写道，在互联网世界里，人们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份：种族、宗教、阶层、职业、年龄、兴趣等。这些“身份”决定了每个人的立场，也决定了每个人可能会依附于某个小的意识形态，成为网络上横冲直撞的力量。
戈宁说：“社交媒体让我们形成了自己的回音室，我们只和观点相同的人沟通。”这一现象导致的后果之一也是：我们都变得越来越偏激了。
调查发现，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后，美国人的政治立场开始加速两极分化，中间派显著减少。在医保、移民、种族、LGBTQ等问题上，人们变得越来越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