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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我国经济保持了稳健的发展速度,这为人民币汇率在2017年重返升值区间打下了基础。而本次人民币汇率再次触及6.9区间,国内经济形势面对的不确定性大增:贸易环境复杂,外需增长乏力,净出口对GDP的贡献降低;基建拖累投资增速下滑,前7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降至5.5%的历史低点;实际消费增速下降至6.5%,首次低于GDP增速。
在两轮人民币汇率波动期间,我国均面临较为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强势美元背景,但原因不尽相同。2014年下半年至2017年上半年,美元指数(95.0726, -0.0398, -0.04%)强势高位并一度“破百”。本轮人民币贬值的国际环境更为错综复杂,美国与欧日等经济体经济复苏出现了明显分化,不出意外,美国今年有望加息四次,而欧日货币政策正常化则推进缓慢,新兴市场货币市场遭遇严重冲击,贸易保护主义阴影笼罩全球。与上一次人民币汇率突破6.9时相比,本轮美元指数点位更低,且仍有继续上行空间。但从中长期看,美国减税刺激影响趋弱、美联储持续加息抬高借贷成本、老龄化加剧及国际贸易局势恶化带来的风险等将制约美国未来经济增长前景,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负担加重等不确定性因素也对美元形成掣肘,美元是否能突破上行尚不确定。
2016年至2017年我国国际收支整体呈现经常项顺差、金融项逆差、外汇储备下降快等特点。2016年经常账户顺差约2000亿美元,其中货物顺差约4900亿美元,服务逆差约2300亿美元;非储备性质的金融项逆差4100亿美元,净误差与遗漏逆差2300亿美元。
相比之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整体呈现经常项逆差、金融项顺差、外汇储备小幅增加等特点。因货物顺差减小,服务贸易逆差扩大,经常账户出现283亿美元小幅逆差,非储备性质的金融项顺差1200亿美元,净误差与遗漏逆差也相对有所减少;外汇储备增加约500亿美元。
从汇率政策重要性看,上一轮波动中,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在宏观政策中的重要性较高。一方面,“8·11”汇改后,人民币长期升值预期发生变化,而彼时经济增长压力并不突出。在本轮汇率波动中,人民币汇改新框架已基本成形,市场对汇率波动的接受度更高。
从货币政策边际倾向看,上一轮波动期间货币政策边际偏紧,中美利差稳定,而年初以来,央行通过定向降准、MLF超预期新增以及加大公开市场投放等渠道加大了货币市场的流动性供给,货币宽松预期有所升温,利率债收益率走低趋势显著。尤其7月中下旬以来,货币市场流动性充裕,银行间市场资金淤积导致货币市场利率直线下行。美国国债利率自2015年末美联储开始稳步加息后不断攀升,中美短期利差出现自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的首次倒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