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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三十年(下):管理三把刀,刀刀“救命”。

分类:推荐文章 · 发布:2025-12-20 · 浏览:2
  • 内忧外环 坚定前行

在重压之下,华为内部也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2007年,华为发生一起试用期员工自杀事件,掀起舆论轩然大波。

华为内部员工的压力被四处渲染:客户要求30天定制产品,市场经理对产品经理要求25天,产品经理对项目经理要求20天,项目经理对干活的人要求15天……所以加班成了华为人的家常便饭。

然而,这都是任正非“狼性”企业文化的误解,他从未把狼性文化等同于加班,他只赞扬过狼团结、坚毅、奋斗的精神。华为很早就出台过加班需要申请的制度,周六周日还会停空调停水。

事后任正非要求,每级行政管理团队都要和员工有固定时间的沟通,十分钟、十五分钟都是可以的。

在那次会议上任正非的发言让人动容:从1999年到2007年,我自己就有多次感觉活不下去的经历。有相同的经历,所以我才有这么多感触。但是,我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我懂得释放,懂得倾诉。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我会往外打电话,诉说自己的心里感受,没有一个人会劝你自杀的。

内忧可解,外患侵袭。说是外患,也不过是华为内部分化出去的而已。

当华为仿照IBM进行流程化、职业化后,已经自成山头的“李一男们”不乐意了。他们拒绝穿西装、打领带,拒绝规范流程,还是想像原来那样打天下。

对这些人,任正非使用类似于“杯酒释兵权”的智慧启动了“内部大创业”:首先劝退他们,大约300人;接着发展成经销商,有多少员工股就给多少钱设备,自己卖完了就有了创业资金。

2000年,外界相传与任正非情同父子的李一男拿着1 000多万元华为设备创办了港湾网络公司。之后的事情众所周知,港湾调转枪头研发了自己的产品,并挖走华为不少顶尖的研发和销售人员,使得华为损失惨重。

最终,任正非选择痛下杀手:不惜亏本抵死港湾,借知识产权破坏上市,最后又收购港湾,在研发上弃用李一男。

这么多年来,李一男一直都是任正非落给“黑粉”的话柄。李一男或许无情,但任正非和华为的报复做法也不免残酷。

但是,任正非当年可能只有一个选择,一定要搞死港湾。因为任正非领导的华为是由一个个聪明的人组成起来的,要是一个山头起来了,就必须要想办法削下去,山头多了,华为就会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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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管理三把刀  刀刀“救命”

所以任正非才有三刀:第一刀砍掉高层的手和脚,只留下脑袋洞察市场、规划战略,不要用手脚的勤快掩饰思想的懒惰;第二刀砍掉中层的屁股,不要只考虑本部门利益,赶他们出办公室盯住客户和市场;第三刀砍掉基层的脑袋,清高的“秀才”要做能征善战的“兵”,就是一个字:干!

2004年,华为在美国咨询公司的帮助下建立了轮值主席制度,八位领导者轮流执政,任期半年。后来这套制度变成轮值CEO制度。

任正非说:每个轮值者不得不削小他的屁股,否则就达不到别人对他决议的拥护。这样,他就将他管辖的部门,带入了全局利益的平衡,公司的山头无意中被削平了。

1995-2001年,因错误估计国内政策,放弃研究PHS与CDMA技术,华为痛失小灵通及CDMA市场,任正非为此向所有管理层道歉。当时,按照“高投入、高产出”的做法,华为在3G研发上投入了1/3的研发力量,但国内牌照却迟迟不发。

可以试想,在“聪明人”的眼中,任正非的威严受到挑战。如果就因为“李一男们”的反对放弃3G研发,华为也会面临土崩瓦解的风险。

在等待3G牌照漫长的岁月里,任正非老了许多,华为也磨走了不少“聪明人”。

2008年7月,中国电信抛出一份270亿元的CDMA网络招标订单。零份额的华为借国泰君安发布公告,称将在全国范围赠送设备。接着市场上开始传言华为对订单势在必得,100多亿元的设备成本下竟然开出6.9亿元的“地狱价”。

传言之下,CDMA霸主中兴只得选择降价更改标书。哪知一早派出去送标书的人,竟因“无法言状之原因”错过投标时间!

经此一役,华为硬抢CDMA市场份额25%,奠定3G前夜市场基础。

2009年初,等来WCDMA牌照的联通发布标书。虽然中兴打出零报价,但研发已达十几年的华为还是强势拿到31%订单,中兴只有20%。

打了大胜仗的华为,2009年跃居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商,仅次于爱立信。

一个对技术半懂不懂的人,终于领导一群“聪明人”走出焦虑,任正非的个人威望也达到最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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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象转身 惊涛骇浪

2010年,华为又走到历史的转折点。

当年4月,印度禁止进口华为产品;6月,欧盟对华为无线路由器发起反倾销调查;7月,华为不合时宜地首次进入世界500强榜单,引起外国机构警觉,造成华为海外收购接连失败。

须知,华为2009年营收1 491亿元,大部分为2B业务,来自海外市场的占60.4%。2010年一整年不顺,暗示着海外市场风险变大,2B业务风险变大。

从2B走向2C,从海外走回国内,华为能行吗?

2010年12月3日,任正非召集核心会议,正式宣布终端业务与运营商业务、企业业务并列。不到一个月时间,在3G业务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忠臣余承东被任命为华为终端董事长。

对华为向2C业务的急进,运营商并不理解,他们希望华为继续提供定制机,不要“越线”。来自华为运营商版块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向“新官”余承东表达不满。就连华为终端内部也有不同声音,因为余承东提议发展高端机的电商渠道,将砍掉3 000万台低端智能手机和功能机业务,有损终端运营商业务的利益。

这么多人反对,结果却是余承东在任正非支持下一路走到黑,2011年底将旗下所有面向消费者的业务如手机、其他终端设备组成消费者BG(业务集团)。为此,华为甚至不惜与沃达丰、法国电信等运营商中止合作,堪称“造反”。

从自由野性,走向规范流程,再到建立在创始人威望下的“人治”,华为成为执行力、意志力最强大的功利集团。

任正非认为:民主是产生在独裁基础之上的,没有独裁,民主不可能成长。华为要实现民主管理,必须先经历长官管理阶段。

显然,任正非有了大权在握的感觉,他不再是那个需要跳楼来感慰大家实现自己想法的创业者了。同时也可以想象,情怀主义如小米公司,其实在与一块“硬铁”比试坚实的程度。

2012年,华为终端坚定不移地执行高投入战略,耗资9亿元搞研发,超过营收10%;仅2012年华为就增招研发5 000人,总人数近万人,比其他所有国内主要竞争对手的总和还要多!

此外,华为终端悄然完成全球上游布局,在伦敦设有设计研究所,在俄罗斯设有算法研究中心,在日本设有小型化设计和质量控制研究中心……在欧洲的研究所里,华为5G研究已走到世界前列。

任正非说:华为应大幅提升在手机终端上的研发和品牌投入,至少在预算和投入上胜过竞争对手。

有一次,任正非去日本研究所考察。有工程师表达了华为研发收益比低于苹果公司的忧虑,担心公司会降低研发费用。任正非告诉他一个“秘密”:余承东敢跟我讲真话,不敢给别人讲真话,给别人讲真话,别人要卡他的预算;我说我啥也不要,我们正在前进的路上,为什么要这么简单地去看收益比?

事实上,任正非对余承东给予了直接的指导。在看了华为路由器的开发体系后,任正非立即就给余承东打了电话,要求他学习路由器业务模块化开发模式。余承东用半年时间把组织改成平台式、模块化,迅速撑起了手机业务的规模、效率及整体优势。

有任正非背书,余承东打出了他的牌:“最”战略。

华为荣耀、P系列、Mate系列都立足在硬件配置、性能指标上超越对手,而且是在全球范围内。这实质上掀起了“硬件大战”,拉高了竞争门槛,把整个市场产品水准抬到一个华为够得着,其他品牌够着费力的标准。

须知,战线一旦拉长拉高,“基础功”不好的厂商一定会在研发效率、质量和产能上出大问题,而这恰恰是华为的长处。

余承东给外界的感觉一直是高调、嚣张,事实上他需要通过吸引眼球把华为内敛的优势彰显出来。

2014-2015年,高通芯片出现供应问题,严重依赖高通的手机厂商纷纷“遇难”,华为却依靠旗下海思芯片供应安然无恙。

华为手机在外观ID设计、公开渠道等短板上也投入巨大,挖来了三星手机工业设计金峻绪、苹果创意总监Abigail,而营销费用第一年就砸了2亿美元。

在经历了头几年的僵持后,2014年华为手机渐渐脱颖而出。仅Mate7一个单品的营收,就超过小米手机2014年全年销量一半所创造的营收和利润。

依靠硬件与研发,华为手机抢占了目前的制高点,但是它在互联网服务一块依然短板明显,接入的互联网服务数量只是小米、魅族的零头。

任正非说,过去的成功不是未来可靠的向导。可以预见,华为一定会在互联网领域掀起惊涛骇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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