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以上的案件都“执结”了，“执行难”从何而来？
司法解释
众所周知，两年前，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系统部署“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目标任务，今年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
三月以来，有两条均来自于最高人民法院的不同“说法”引起了小编的注意：
3月9日，周强院长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报告称：五年来，攻坚克难，“基本解决执行难”取得重大进展。其报告显示的司法统计数据：各级法院受理执行案件2224.6万件，执结2100万件。（据新华社消息）――按此数据，意味着连续五年中全国法院的执行案件“执结率”为94.4%。
4月13日，周强院长再次来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现场督导（报道称这是半个月内的第三次），强调坚决如期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时，严肃地指出，“同时也要看到，一些地方案多人少、未结案件较多的问题较为突出，有的法院对执行底数掌握不清，各地还存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据4月14日人民法院报）
如果说三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的工作报告称超过了百分之九十的执行案件“执结率”属实的话，那么，似乎是不应该存在“执行难”的。
但是，作为最高人民法院“首席大法官”居然在半个月内三次来到执行指挥中心进行现场督导如期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仿佛又在坦诚这个“执行难”是客观存在的。
两个截然不同的“说法”，必然令人疑问：到庭是司法统计数据出了问题？还是“执结率”确实有那么高，只是对执行案件结案方式的“统计口径”不统一，以致出现了已经“执结”的案件而事实上并未“了结”的不正常状况？
小编相信答案应当是后者。究其原因，源于长期以来人民法院对执行案件的结案方式一直存在不统一、不规范的问题。
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执行案件结案方式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
第二百五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执行：
（一）申请人表示可以延期执行的；
（二）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确有理由的异议的；
（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公民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继承权利或者承担义务的；
（四）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五）人民法院认为应当中止执行的其他情形。
中止的情形消失后，恢复执行。
第二百五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
（一）申请人撤销申请的；
（二）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的；
（三）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无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担人的；
（四）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案件的权利人死亡的；
（五）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的；
（六）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
第二百五十八条 中止和终结执行的裁定，送达当事人后立即生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1998年7月8日 法释[1998]15号）
108.执行结案的方式为：
（１）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全部执行完毕；
（２）裁定终结执行；
（３）裁定不予执行；
（４）当事人之间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
应当说，司法解释规定的执行结案的四种形式中，对“终结执行”和“不予执行”的两种结案情形已明确规定需要使用“裁定”的方式，这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司法解释对另外两种方式结案（“执行完毕”“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并以履行完毕”），却没有规定可以或者应当使用何种具体（如裁定）作为结案的标志――也许，这正是多年来大量存在司法统计上已作“执结”的案件，事实上却并未“了结”的原因所在。
小编建议：应统一以裁定方式规范执行结案 小编认为，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执行案件，在结案时如果不使用专门的法律文书（裁定书），既不规范，也不能让社会公众所接受，更不符合法律规范的秩序。特别是在以执行和解的方式结案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种明确而有效的法律文书宣布执行案件已经“结案”，势必会给一方反悔而产生新的矛盾，无法做到“案结事了”？！
由此可见，小编主张，就现有法治建设秩序的构架而言，人民法院受理的执行案件，就其程序完成和实体完毕，都应当作出裁定而予以终结。
以裁定方式规范执行结案的六点理由
1 从程序公开的角度看。一个法定程序的基本形式是从开始到终结的连续过程，并且程序的开始与终结都应当以一定形式宣示于外而非敛含于内。执行完毕及和解协议履行完毕，都是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实体履行完毕的情形，既是执行程序的完成，也是执行实体的完毕，如不通过法律文书的形式表现出来，缺少法律的公开性。实践中发生的当事人及人民法院对同一案件是否执行完毕往往存有不同的认识，正是执行完毕缺少公开性所致。而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更由于协议的相对性而不为外人所知，履行完毕与否只有双方当事人知晓。如果在此情况下以裁定的形式确认其程序终结和实体终结，最终以裁定的方式执行终结，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在形式上都一目了然，争议自然不会再度发生。执行终结就是执行程序和实体的终结。
2 执行程序完成时由人民法院裁定予以确认，有利于稳定法律秩序。人民法院的判决是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确认，而执行的目的则是依照法定程序使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得以实现。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了结之后，由人民法院裁定予以确认，可以有效避免当事人对是否执行完毕存在疑问再起纷争。在执行案件的实践过程中，执行标的额因计算的方式不同而经常存在差异性，加上执行中常存在的债权人放弃少量债权的现象，使不同的主体对执行完毕与否存在不同认识。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作出执行终结的裁定，既是执行程序的终结，也是执行实体的终结，为有效解决执行结案争议的隐患确定了法律基础。执行终结的裁定有两层意义，一是确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消灭，二是宣告执行程序终结。这一裁定对当事人和人民法院都有约束力，即当事人不得再以执行名义申请人民法院予以强制执行，人民法院也不得再行使强制执行权。
3 从方便当事人的角度看，执行程序的完成应当作出终结裁定。执行案件的实践过程中，客观存在申请人放弃部分权利的情况，如果双方当事人是自然人，要求申请人书写书面承诺，让被执行人持有书面承诺，还是可以放心。但是，如果双方当事人是法人单位或企业组织的情况，这种放弃权利的表示，不是以申请人写出书面承诺的形式表现，而是记载于执行笔录等零散的载体中，这就给申请人和被执行人的财务处理带来困难，单位财务管理根本无法完善。当事人往往在人民法院执行程序完成后，要求人民法院出具裁定书予以确认。在此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可以方便当事人完善财务管理，避免不必要的纷争再度产生。
4 从程序实体并重的观念看，可以改变人民法院重实体轻程序的表现。执行程序由前后相继的一系列实体上和程序上的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构成。应当承认，在执行程序中人民法院追求的目标与申请人追求的目标存在差异。申请人追求的目标主要是实体权利实现，而人民法院主要追求的是程序公正，执行权力是否依法定程序行使完毕。程序完成与终结程序是事实与法院确认的关系。执行完毕与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实际是权利人实体权利全部得以实现，义务人的实体义务全部履行，这是一种实体上权利义务消灭的事实，它不能代替当事人和法院在程序上权利义务、权力责任的了结，为清结当事人之间的程序和实体的权利义务，人民法院确有必要予以裁定终结。
5 从法院审判及档案管理看，执行程序完成后作出终结裁定有利于规范法院对执行结案案件的管理。执行结案是法院对案件管理的一种程序和方式，执行结案的根据则是执行程序终结。如果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和执行完毕不作裁定，则案件管理人员审查执行程序是否终结的难度就会增大，这就相应地增加了出现漏洞的概率。从办案心理上讲，裁定书是一种法律文书，结案报告则不是，因此在对执行程序终结条件的把握上，办案人员作出裁定时当然会比写结案报告时审慎得多，这样就会有效防止将执行程序实际没有终结的案件报结的现象发生。
6 现有司法解释对终结执行与执行终结语义含混，不符合语义习惯，应当将执行程序的完成规定为终结执行，将执行程序和实体的完成规定为执行终结。司法解释虽然将终结执行、执行完毕、和解协议履行完毕作为执行结案的方式加以规定，但它们同时属于执行程序完成的方式。而在语义习惯上，终结程序应当作为程序完成的同义语，这在民事诉讼法用语习惯中可以找到根据，如破产程序终结、督促程序终结等都是作为相应程序完成的同义语使用。司法解释将执行程序的完成、执行程序和实体的完成都规定为终结执行，不符合正常语言表述习惯，在实践中容易引起岐义。
（立法网新媒体中心 林万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