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梵高，可谁能记住他们？
100多年前的梵高，画了1000幅画但一张也没卖掉。
100多年后的深圳大芬村，靠临摹梵高的画，就可以养活全家老小。
这是一个有关创业的故事，有关绘画产业链的故事，有关人性和人权的故事。
这个故事来源于一部风靡一时的电影——《中国梵高》。
说到“中国梵高”，我们可能会想到被称作“东方梵高”的石鲁石公，或者与其艺术成就相差不多的画家。总之你绝对不会想到，这四个字会用来形容中国的农民。
如果产量能衡量艺术，深圳大芬村大概是世界艺术气息最浓厚的地方。这里数以万计的画工靠临摹梵高的作品为生。
《星空》，《向日葵》，《咖啡厅》，《自画像》，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就是他们临摹最多的对象，这些画大多被香港、韩国及欧美的经销商订走，出现在遥远的大洋彼岸。
和我们想象中的画家不同，他们没有在充满阳光的房间泡一壶茶，也没有在舒缓的音乐中缓缓的提起笔细细的琢磨。
反之，他们在狭小阴暗拥挤嘈杂的房间里，用接近流水线的方式“生产”出一幅幅画——颜色的使用不是随机的创想，而是固定的模式，笔触的韵味不是细致的思考，而是固化的模版。
这里有一位稍有名气的创业老板，20年的时间里画了十万幅梵高，他叫赵小勇。
1996年底，原本在陶瓷厂打工的赵小勇来到了大芬村，画临摹画，成为了他谋生的一项技能。
金钱、速度、热闹，在鼎盛时期的大芬村，这三个词是所有画工们生活氛围最真实的写照。“像”，是他们这个行业最终极的追求。临摹的赝品没有自我发挥的权力。
当艺术沦为养家糊口的工具，画作便失去笔触，无滋无味；当画作只是产业，艺术便沦为浮名，矫情得让人无感。没有饭碗的梦，是白日梦。
来自荷兰的订单，要在40天内完成800幅作品，最多的时候，甚至要在一个月内完成700幅。
像所有创业团队一样，赵小勇拥有自己的团队，手下最多的时候有33位徒弟。他凭借这这门营生，在深圳和老家都买了房。
他在这个行业里走的越来越远，他对梵高的向往也就越来越深。他开始梦想到荷兰的博物馆去看一眼梵高的真迹。哪怕和老婆吵架，争论，哪怕要花大价钱的机票，他也想去看一看他临摹了几十年的画，到底像不像。
赵小勇最终通过客户来到了荷兰，他见到了梵高的真迹——金色的麦田近看却泛着灰，油彩没有那么厚却更有层次。他在画作面前久久停留，背影拉得很长很长。
“颜色不一样”，他只说了这么一句。
低端，失真，误差，迷离，距离，无所遁处。
他亲眼见识了自己的作品在国外虽然能卖出几十倍的高价，但只是在纪念品商店售卖，他去梵高的墓前点烟，絮絮叨叨的跟他说了很多心里话，他蹲在广场边从日出到日落，思考自己究竟能不能被称为艺术家，作品究竟会不会被人真正欣赏。
梵高和自己，竟然这么近却又那么远。
赵小勇开始质疑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事业，他在质疑中想到了原创。
尽管临摹产业不断受到冲击——金融危机，订单暴跌，原料价格上浮，人力价格上浮，外省友商价格竞争……但对于赵小勇，对于大芬村来说，原创，依然是他们几十年不敢想也不愿去想的事情。
临摹是市场和大众对梵高的认可，临摹能够带给他们金钱和利益的保障，但是原创呢？
究竟是固守陈规还是勇敢变革？赵小勇回到大芬村后，在忐忑中，开始创作自己的原创作品。
他画农村的留守老人，他画乡间的泥泞小路，他画与他朝夕相处的画室。他的笔触不如临摹时那么挥洒自如，色彩也远不如临摹时那么热烈，甚至这些画也并不能代替临摹替他养家。
但是这些都没有那么重要了，他已经踏上了实现自我的征程。
而他，也是大芬村8000多村民的缩影。
从一个中国农民，到“中国梵高”，要走多远的路。
是临摹到原创的距离，是迷茫度日与自我觉醒的距离，是20年甚至更久。
尽管大芬村距离摘掉“山寨”的帽子，寻求自己全新的产业模式，在满足市场的同时也能最大程度的实现自身劳动价值，完成脱胎换骨，还有一段漫长又曲折的路要走。
但每个人，都有仰望星空的权力。
（图源《中国梵高》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