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金旺：从晋商乔致庸信义利抉择，看企业家“底线思维”

很多人把西方的管理层持股(MBO)以及公司职工持股计划(ESOP)等机制，当成非常先进的制度，其实，中国在近代也出现过类似的商业管理体制，尤其山西票号在运营当中，出现了现代金融企业运营的特征，在这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乔致庸，他留下的商业理念，在商业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永不过时，他的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尤其让人赞叹。

与近期出现的“过期疫苗”、“过期番茄”等等毫无底线的商业行为及事件相比，乔致庸坚持“一信二义三利”的准则，对员工和家人设置了层层的限制和条款。如其“号规”规定：号内员工包括掌柜在内，一律不准携带眷属，更不准嫖妓纳妾；所有员工不准赌博、吸食毒品；所有人员按地位和身股大小，层层节制。

如不循规蹈矩，到账期按所犯错误情节，或开除，或抹身股，或减劳金等。号规很严，并坚决执行。乔致庸治家同样很严，其家规有：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虐仆，四不准赌博，五不准冶游，六不准酗酒。在处理家人和企业的关系上，他坚持一条标准：乔家子弟均不得在自己商号任职。

坚守底线，不碰红线，在一个凡事都讲快的时代里，是不是会限制发展？是不是理念太迂腐了？ 

 以德经商，成为企业规模扩张的基础

乔氏集团的规模有多大？有记载说，乔氏在鼎盛时期建立了复盛西、复盛全、复盛菜园、复盛协、复盛锦、复盛兴、复盛和、复盛油坊等复字号商铺，建立了庞大的商业网络，在包头首屈一指，因此有“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的说法，然后乔氏又以高屋建瓴的策划能力和执行能力，打造大德通、大德丰两家票号，并在各大城市增设了分公司，贯通大江南北，长江内外，获得“汇通天下”的盛誉。

如果把这些折算成资金，大概是多少？乔氏集团在中国各地有票号、当铺、粮油店等200多处，有一种的说法是，它的资金池有400-500万两白银，流动资金在800-1000万两白银，不算票号和房地产。

这个数字准不准，不好说，但是有两个证据可做旁证：一是在1926年，军阀冯玉祥就勒索走大德通票号500万石粮食、150万银元，二是大德丰票号创立时本金6万两白银，几年之后就变成了35万两。

乔致庸旗下的总资产究竟有多少？目前并没有翔实的数据可以佐证。但是即便按照最保守的1000万两白银来估算，都可以称得上富可敌国。

参照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收入约为8000万两；1905年，卢汉路分段竣工通车，所得的净利为237.5万两白银，1906年，所得净利为353.4万两。比较来看，即便是1000万两白银，都是一笔非常了不起的财富。

乔致庸“信义为先，利在其后” 

乔氏集团这样的大企业，树大招风，不得不与政治集团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乔致庸非常谨慎地处理与他们的关系，消灾去祸的同时，也为国家的发展建立功勋。

慈禧在八国联军进京时，逃到西安避难，乔致庸旗下大德通票号一位总经理贾继英，在没有向总部汇报的情况下，为清皇室垫付西行费用30万两（一说为20万或10万），但取得西行之财赋收入的经营权，有人说，此人成为大清“户部银行”第一任行长（《贾继英大清银行任职考》的文章认为，贾继英担任的是新开设于太原营业点的山西大清银行经理，此说更加可靠）。

据记载，左宗棠西征，平定新疆，乔致庸资助过，李鸿章创办北洋水师，他捐献一艘军舰。北洋舰队靖远舰、致远舰造价84.5万两白银，经远舰、来远舰造价86.5万两，乔致庸捐款的金额至少在30~50万两白银之间。

乔致庸

如果企业的领导者唯利是图，越是大企业越容易发国难财。在乔家后代乔映霞主持全局工作期间，乔家做了一次有名的赔本生意。

当时正是阎锡山主政山西期间，他为了控制金融，发行了一种晋钞的纸币，在1929年，晋钞与现洋的兑换比例是1:1，到了1930年，由于阎冯蒋发动中原大战，引起银价的波动，1930年1月，晋钞与现洋的比例变成13:1，到12月达到25:1,1931年1~3月一度达到30:1。

储户为了资金的安全，纷纷提现，如果乔家也像其他投机商人一样，本来可以大赚一笔，但是他们遵守商道，没有支付贬值了的晋钞，而是坚持给付储户的原始价值，据说这一次赔了30万两白银。

乔映霞说，即使是大德通为此倒闭，这样大的一个财团也不至于让自己人沦落到衣食无着的地步，但对于“储户”来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对他们的威胁将会是身家性命，两者相比，孰重孰轻，不言自明。

他坚持这样做，就是为了坚守祖父一生坚守的“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

大德通票号

乔致庸的金融体系是非常先进的，还有一个证明就是，阎锡山在1917年筹办山西省银行时，聘请乔氏集团旗下大德通总经理阎维潘负责筹办，相当于是山西省银行的总策划。这在侧面说明乔致庸在管理上的利害，他建立起分红、股份制、集团化管理、连锁经营、垄断经营、资本运营等运营体系，尤其把身股制度发扬光大。

身股制度，就是在投资东家开办的号庄中，允许掌柜(经理)、职员以个人的劳动力顶股份(俗称顶生意)，与财东的银股(也称资本股)一起参与利润分配。最厉害的是有“协账制度”，就是顶身股者死后，仍然可按生前的身股份额，参加一至三个账期的分红，名为“故身股”。

大德通票号经理高钰(1854一1919年)去世后，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账期分红时，仍以他原来的一股身股参与分红，得红利8000两银。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大德通的账期分红中，有陈通坦故身股一厘五毫，分得红利2550两银。身股者生前和死后都能得到如此优厚的红利，怎能不激发出经理、技术骨干们的创造力和忠诚度呢？

坚守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才能基业长青 

有人研究长寿企业发现有两条共有特征：一是守住现金流，二是坚决不违法。

很多人把信义与利益对立起来，但是，读书人出身的乔致庸把儒家的原则应用到商业经营中，并形成不可突破的底线，不能碰的红线：“宁可少赚钱，不能失信;宁可不赚钱，不能失信;甚至，宁肯赔钱也不能失信。”为了守住“信义”二字，不惜赔上身家。

以古观今，我们看看有些公司是如何设立底线和红线的。谷歌的底线是不作恶；微软的底线是不剽窃；万科的底线是不行贿；同仁堂的底线是“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朱镕基为三个会计学院提出的底线是“不做假账”。

从2015年全面转型进入创投领域以来，领势投资给自己设定的底线是“坚决不投污染环境的企业，坚决不投污染人心的企业”，并一以贯之。

2016年中秋节期间，阿里巴巴在公司内部销售月饼，当时4名工程师通过技术作弊抢到124盒月饼，事情暴露后，9月12日16:30 约谈，17:30 解约合同备好，18:00走人。阿里官方的回应是：“他们采用技术手段作弊，触及了诚信红线。”

对这种核心理念的坚守，一定是包含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对品牌、一流和伟大的向往，一方面是对短视、下流和违法的抵制，不论其广告语和品牌核心理念是什么，最后都会包含这两方面，向上奋斗的同时，一定是坚守底线，不碰红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