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书平 且慢为裁判文书中的“笔误”打圆场
也许是调侃，也许是真言。不管怎么说，不久前又重温了周恺先生发表在《民主与法制》周刊上点评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份刑事判决书存在错漏的文章后，小编就在猜测，作者肯定是一个司法乐观主义者，不然怎么会有如此惊世骇俗之语：
其实就我看来，判决书中的那些错字算不了什么。笔误、校对错误而已，所谓矛盾也只是稍有出入罢了，不影响大局。
在日常繁重的审判压力之下，这样的所谓“错误”确实难免。在实际的判决书中一抓一把，我们得承认，那么多案件错几个字真的没法避免。
错了就在文书上直接改过来，盖上个印章就行了。有时我甚至觉得文书上有几个鲜红的印章挺好看的。你看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几篇书法，像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等书法珍品都是有涂改的，也没有给他们减色。
有人说，连错字都避免不了，判决书的水平能提高吗？这种看法乍听起来挺有道理，但实际上，判决书要是真想提高水平，就不能光盯着那几个错字。只计较小处，往往就忘了大节。
周先生抓大放小、举重若轻的思路和胸怀，的确令人敬佩。
确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与诸如佘祥林、赵作海、聂树斌等终于平反纠正的冤错案件的原审判决结果相比，人们时常发现或从媒体上看到错漏百出的奇葩判决书（如近期网上流传的来自湖南省东安县人民法院的一份值得可圈可点的《执行裁定书》），确实算不了什么，似乎真可以忽略不计。
可问题在于，裁判文书既非文学创作，更非书法作品，而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人民法院，对各类对簿公堂的形形色色的诉讼案件作出裁判的法律文件，这些法律文件发生法律效力之后将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
正因为如此，对判决书中出现的笔误或其他失误，最高人民法院就特别担心地方法院的法官们随心所欲地一改了之加盖个校对专用章了事，不仅强调必须另行制作裁定书加以补正，并专门制订了“补正裁判文书失误用”的裁定书格式。其目的，一则告诫要及时纠错，确保司法权威，维护司法公信力，二则提醒法官须引以为鉴，举一反三――毕竟在当事人的手中持有承办法官自己承认自己工作失误的补正裁定书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遗憾的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的良苦用心和制度要求，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带错出门”的问题，比比皆是！
而且司法实践中还有一种大家都心照不宣、约定俗成的做法：法官发现送达给当事人的裁判文书确有问题后，为了避免制作补正失误裁定书太麻烦，且“补正”的裁定书多了可能影响到绩效考核和自身形象，大多采取直接修改并加盖校对专用章的办法处理。
小编就曾听一位中级法院的庭长私下透露，对高级法院委托送达的裁判文书，中级法院在送达前都要先进行审查，发现明显的错漏都要直接修改后并加盖校对章再送达给当事人――可按理，这个错漏不是本院的责任，故不能用中级法院的校对专用章，而应该加盖高级法院的校对专用章，但如报送高级法院盖章，一来太费事，二来可能引起高级法院的反感，自讨没趣，干脆就雕刻了一枚不署名的“校对章”――既及时纠错，又不得罪上级。
还有更为典型的。有的法院虽然对裁判文书的失误使用了补正裁定书，但在补正裁定书中补正的内容大大超出了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适用范围”（笔误、校对错误），居然对案件事实、判决结果等进行“补正”，变成了事实上的“改判”。
还有的补正裁定书送达当事人后，才发现补正裁定书又出错了（错上加错），于是就只得再次制作补正“补正裁定书”用的裁定书。多年前，西南某基层法院对贾某等10名被告人被控抢劫等共同犯罪案件作出定罪判刑的判决后不久，又制发了两份补正的刑事裁定书：
第一份裁定书“补正”的内容是在判决书认定的犯罪事实“用砍刀、砖头等将‘声浪歌城’大堂玻璃门砸烂”之前，增加了原判遗漏了的犯罪主体“被告人贾海波ｘｘ再次纠集上述被告人及被告人ｘｘ”。
第二份裁定书补正的内容有22处，除补正之前的裁判文书中的文字失误（将“剥夺政治权力”改为“剥夺政治权利”）外，还包括被告人基本情况中补正对被告人拘留日期的错误、判决主文中增加“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变更刑期起止日期。
上述问题的出现，也许只是个别现象，但这些问题与实现司法公正和构建法治国家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一是程序公正意识淡薄。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重实体、轻程序，重处理结果、轻裁判文书的现象非常突出，这些都是法律虚无主义和程序公正意识淡薄在司法工作中的反映。
二是制度设计先天不足。据悉，最高人民法院设定补正裁判文书失误制度时，对“发现其中有错误（遗漏）字句”以及“补充裁定”的内涵、外延都未作必要的规范，势必导致实施中的各行其是。
三是长期游离考核之外。迄今为止，各级法院有关审判管理考核和案件质量评查工作中，大都不会将裁判文书质量问题纳入考核的硬指标，对相关责任人员并无错案责任追究的压力。充其量，由本院自行象征性地处以几块钱的“罚款”了事。
据悉，在目前已经公布的司法改革成果和正在完成的司法改革项目中，似乎也没有涉及到如何杜绝裁判文书“带错出门”和追究司法责任的内容。所以，无论是直接责任人还是间接责任人都可以继续高枕无忧。
（立法网新媒体中心 罗书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