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教育制度正在做什么?
这是GP小梨君的第15篇教育笔记
文章源于Amy S. Choi，由小梨君整理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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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韩国和芬兰都有糟糕的教育制度。芬兰面临着成为欧洲经济继承者的风险，韩国遭到内战的蹂躏。然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韩国和芬兰两国的学校教育已经到达一个新的局面
——现在两国都因其极高的教育成果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但他们的教育模式又截然相反，其他国家可以从这两个成功的但完全相反的教育模式中学到什么？下面我们看看韩国和芬兰正是如何在做。
韩国模式：勤奋，努力，努力工作
几千年来，在亚洲的一些地区，国家教育和经济中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克·塔克（Marc Tucker）说，爬上社会经济阶梯并找到可靠的工作的唯一途径就是参加科举考试，监考官由皇帝委托安排。这些考试需要全面的知识掌握，并作为通过的一个艰巨必经仪式。今天，许多儒家国家仍然尊重考试文化所推动的那种教育成就。
在这些国家中，韩国是最极端的，也可以说是最成功的。韩国人取得了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这个国家有100%的识字率，并站在国际比较测验成绩的最前沿，包括批判性思维和分析测试。但这种成功是有代价的：学生们承受着巨大而无情的压力。人才不是一个考虑因素——因为他们的文化首先提倡艰苦奋斗，没有失败的借口。孩子们全年都在学校和导师那里学习。如果你努力学习，你就足够聪明了。
韩国妇女为她们的孩子在一年一度的高考中取得成功而祈祷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PEA）的教育和技能总监Andreas Schleicher表示：“韩国人基本上相信我必须经历这个艰难的时期才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是一个短期不快乐和长期幸福的问题。”
不仅仅是父母给孩子施加压力。因为这种文化传统上颂扬顺从和秩序，来自其他学生的压力也能提高表现期望。
来自格鲁吉亚大学的主要从事比较国际研究幼儿教育教授乔·托宾（Joe Tobin）说，这种社会态度甚至在幼儿教育中就开始表现出来。
在韩国，与其他亚洲国家一样，班级规模非常大，对于美国父母而言，这是非常不希望的。但在韩国，目标是让教师作为一个社区的领导，并促进同伴关系的发展；在美国的学校，教师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个人关系，并定期在同伴关系的干预。
《世界上最聪明的孩子》的作者阿曼达·里普利（Amanda Ripley）说：“我认为很明显有更好的和更糟的方式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同时，如果我不得不为我自己的孩子在普通的美国教育和韩国教育之间做出选择，我会非常不情愿地选择韩国模式。”事实上，在现代世界里，孩子必须学会如何学习，如何努力工作，如何在失败后坚持下去。而韩国模式正教的这一点。
芬兰模式：课外选择，内在动力
另一方面，在芬兰，学生正在学习严谨和灵活的好处。教育工作者说，芬兰教育模式就像乌托邦。
芬兰的学校短期课程很短，因为芬兰人认为重要的学习是在课堂外发生的。Schleicher说，在芬兰，学校是社区的中心。学校不仅提供教育服务，还提供社会服务。教育是关于创造个性身份的。
芬兰文化重视内在动力和个人兴趣追求。学校发起的课外活动相对较短。因为文化上芬兰人认为重要的学习发生在教室之外，学生在高中修的课程中，三分之一是选修课，他们甚至可以选择他们要参加的入学考试。这是一种低压力文化，它重视各种各样的学习体验。但这并不限于学术上的严谨，还有该国历史曾被困欧洲超级大国之间的动机。帕西·萨赫勒贝格，芬兰教育家和作家——“ Finnish Lessons”一书作者：从芬兰的教育改革中，世界能够学到什么曾经提到。
“关键是教育。在芬兰之外芬兰人真的不存在”萨尔伯格说。“这使人们更加认真对待教育。例如，没有人会说我们这个有趣的语言，芬兰是双语的，每个学生都学习芬兰语和瑞典语。每一个想要成功的芬兰人都必须掌握至少一种其他的语言，通常是英语，但她通常还会学习德语，法语，俄语等等。即使是最小的孩子也明白，没有人会说芬兰语，如果他们想在生活中做其他事情，他们就需要学习语言。“
芬兰学校合唱团的儿童在气候行动日上演唱了一首叫做“现在的时间”的歌曲
芬兰人和韩国人有一个共同点：对老师的尊敬和他们的学术成就。在芬兰，只有十分之一的教学计划申请人被录取。20世纪70年代80％的师范院校大量关闭后，只有最好的大学培训计划依然存在，提高了该国教育工作者的地位。芬兰的教师每年工作600小时，其余时间用于专业发展，与同事、学生和家庭见面。在美国，教师一年1100小时在教室里，很少有时间进行协作、反馈或专业发展。
美国人如何改变教育文化
泰晤士报发言人肯·罗宾逊爵士在谈话（如何逃避教育的死亡谷）中指出，当谈到当前的美国教育困境时，“辍学危机只是冰山一角。没有算上的是所有的孩子他们都在学校里，但却与学校脱离了关系，他们不喜欢学校对应也不会从中受益。”但不一定必须是这样的。
阿曼达·里普利（Amanda Ripley）说，文化是一种变化。这比我们想象的更有韧性。文化就像一种醚，有各种旋转的东西，其中一些被激活，其中一些是潜在的。鉴于经济的迫切性或领导层的变化或历史事故的变化，这些事情被激活了。
在过去50年中，我们没有在学术上取得很大进步的一个原因是，美国孩子掌握了复杂的问题解决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在经济上并不至关重要。但那不再是真相。Ripley说：“因为文化滞后于经济现实，现在我们生活在这个滞后期。所以我们的孩子并没有在全球经济中成长的那种技能和毅力。”
美国教室 1899年
哈佛教育创新中心的专家兼” Global Achievement Gap“的作者托尼·瓦格纳（Tony Wagner）说：“我们是我们所受教育的影像和经历的囚徒。“我们希望孩子们的学校能反映我们自己的经验，或者我们认为我们想要的东西。这严重限制了我们创造性地思考不同类型教育的能力。但是，调整装配线似的方法是无法满足二十一世纪世界的。我们需要大修。”
的确。今天，美国的选择文化使父母们有责任为孩子找到“合适”的学校，而不是相信所有的学校都有能力为孩子准备成人。我们对人才的痴迷应是把重心放在让孩子变“聪明”，而不是成年人教授他们的能力。
在孩子的教育上，Gear & Pear 齿轮梨也是不断探索和吸取最前沿最有效的模式，跨学科培养孩子多领域的素养知识及创新能力，注重于引导，导师只是辅助性作用，以设计思维的理念为基，项目制学习的方式让孩子全程主导参与从想法到实现的整个创造过程。
面对教育，我们从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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