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江弑师案与中国教育的悲哀
11月12日，湖南省益阳沅江市第三中学16岁的高三学生罗某杰，在办公室将自己的班主任刺死。没有人想象得到，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会如此对待关爱和器重自己的老师。
一位是市级优秀班主任，一位是成绩名列前茅的“好学生”，谁也不会想到，这对师生最终会走向如此的悲剧结局。
事后回看，似乎所有偶然的、极端的后果，都总能找到早已有之的征兆，以及各种合理化的解释。可是，我们实在有理由质疑，这种倒推的归因逻辑是否可信，由此所得出的结论与经验，又是否确有价值？
少年小罗，作为残酷弑师的“凶手”，作为内心煎熬的学生，他的身上实在有着太多的未解之谜。解开这一切，注定不易。
好学生
在不少师生看来，鲍老师一直把小罗当自己儿子看待。小罗成绩经常保持在班级第一、年级前十的水平。正因为如此，鲍老师对他是既器重又严格，不仅常常找他谈心，还曾为他争取到一份名额很有限的奖学金。
然而倘若换个角度来评估，小罗好像又没那么“正常”。比如说，完全能够考上重点大学的他，却只想考个本市的“二本”，甚至扬言“只想过轻轻松松的生活”——一名高三学生怀着这样的想法，实在是违和感满满。
矛盾
或许可以说，学生小罗，自始至终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他具备一切成为“优秀学生”的条件，却抗拒成为这样的“优秀学生”。他敏锐地感受到了外界包括班主任的殷殷期待，却在内心深处因为此类“期待”而无所适从……
我们的教育体系中，成功的标准只有一个，特别对于那些“好学生”来说，考个好成绩、读个好大学，简直就是天命所归。这种单向的、唯一的价值指向，很可能让作为“异类”的小罗内心无比挣扎。而这，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种子。
内因
事实上，将未成年人犯罪的责任简单归咎于社会外因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正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所说，受教育者已日益多元化，不能再按照同样的标准和路径去要求有不同追求的人。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在合理范围内尽可能让受教育者在自然状态下发展就是最好的教育。
西南政法大学特殊群体保护与犯罪预防研究中心主任袁林认为，不能将未成年人犯罪的责任简单归咎于社会外因。“内因的重要性在于它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都不一样。”袁林表示，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体察入微，尽量和受教育者成为朋友，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而非管理与被管理者的角色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