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闻文 劝阻吸烟竟被担责，“公平原则”公平何在？
编者按
多年前，卫生部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而制定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就明确规定：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然而，这些“禁烟”的行政法规及规章的实施情况并不乐观。
老人吸烟被劝，发生争执猝死！
作为一名医生，家中还有孕妇与孩子，杨欢（化名）常劝阻他人吸烟。但今年5月，他在小区电梯内劝阻一名老人吸烟时，双方发生争执，随后老人突发心脏病去世，老人家属将杨欢告上法庭。
杨欢称，当天自己进入电梯后，老人一直在吸烟。自己提出劝阻后老人情绪激动，两人在电梯内展开争执。后“战场”转移到一层大厅，老人情绪一直很激动，但双方并未发生肢体接触。
物业工作人员赶来劝解，杨欢离开，但不久后老人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身亡。老人家属随后报案，要求杨欢为老人死亡负责，甚至纠集家属在派出所逼迫杨欢下跪。
9月4日，郑州金水区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老人在电梯内抽烟导致双方发生语言争执，老人猝死，这个结果杨欢未能预料，其行为与老人死亡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出于公平原则，酌定杨欢向老人家属赔偿1.5万元。
对此，杨欢表示，1.5万元是自己出于人道主义的补偿，并非赔偿。但老人家属对一审判决不接受，向郑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11月1日，本案二审开庭，并未当庭宣判。
一石激起千重浪：何为“公平原则”？
一审判决甫一公布，人们对其中的“公平原则”展开热议。
据法官判后释法，这个“公平原则”源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09年通过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
本案中极具争议的部分是，杨欢的行为与老人的死亡有无因果关系。因为行为发生时双方均在电梯内，没有他人作证，电梯录像也没有声音，不能得知劝阻中的语言内容。
但不少人认为，公民有在公共场所行驶监督权的权利，老人在电梯中抽烟的行为一定程度上也危害到了杨欢的身体健康。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个人在禁止吸烟场所（区域）内发现吸烟行为的，可以要求吸烟者立即停止吸烟。
当然，鉴于此案正在二审中，对于杨欢和老人的争执中有无语言攻击、侮辱，是否造成老人心理或身体不适，是否是诱发发心脏病主要原因等都需要查明。
公共场所禁烟：任重而道远
与杨欢相似，因为劝阻他人吸烟反而为自己带来麻烦的例子并不算少，去年10月，河北廊坊一女子抱着孩子在电梯内劝阻一名男子吸烟时，竟然遭到对方殴打。
与此类事件相对的，是我国严峻的禁烟现状。
2011年，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2014年发布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中，第十条明确规定：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
2015年5月31日，北京开始实施“史上最强”控烟条例，所有“有屋顶的公共场所”均禁止吸烟，路人只要拍张照片就能举报。
但根据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和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新广告法实施一周年禁止烟草广告执法观察报告》，其中对我国目前出台地方性控烟法律法规的18个城市研究发现，禁烟广告执行率仍旧普遍较低，特别是网络烟草广告。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2015年成人烟草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成人吸烟率为27.7%，中国吸烟人数达到3.16亿。
因为烟草的使用在我国有着相对深厚的社会基础，不少人的吸烟史长达几十年，烟草也一度成为走亲访友的高档礼品。我国现阶段的控烟呈现出法律执行取证难、群众控烟投诉监督难、室外吸烟区建设不容乐观的特点。
戒烟！应当是社会共同话题
据报道，在接受北京青年报的采访中，杨欢表示，自己以后还会劝阻他人吸烟，但会“看情况，尽量避开老人”。
其实在小编看来，法院在判决时，也应当充分考虑杨欢劝阻行为的动因，是出于对不文明行为的制止。同时，随着案件发展，我们或许可以将讨论范围拓展到对于公共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处理上来。
对于生活中不文明行为的处理与看待，其实体现出的是文明社会中社会人的公共意识。不久前，明星孙艺洲在拍戏之余表达了自己对哈尔滨秋季焚烧秸秆造成空气污染的担忧，却有不少人在微博中评论“这里不欢迎你”。不得不说，对于社会公共意识的构建，我们还需要一点时间。
腾讯《中国式戒烟》调查报告中也提到，72.5%的人在公共场所看到他人吸烟选择默默离开。只有少数像杨欢这样的人站了出来，对抽烟行为，或者说对不文明行为说了“不”。
不管此案结果如何，作为旁观者的我们，都应当注意自己的言行，既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也不要放弃对吸烟行为的劝阻。小编相信，只要社会中形成自发抵制吸烟的风气，当戒烟成为社会思考的共同话题，类似杨欢案的悲剧不会再发生。
同时，对于我国控烟禁烟相关部门来说，应该思考的是否目前戒烟行为的惩罚力度是否尚轻、吸烟戒烟的宣传是否尚少、吸烟惩罚力度是否尚轻、戒烟法规落实是否不够细化等问题。
的确，对于烟草的使用，社会中确实存在了一些固有的社会风气难以根除，但应当思考的是，究竟是国民的健康与素质建设重要，还是目前阶段的利益与政策推行难度大重要？答案不难得出。
（立法网新媒体中心 胡闻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