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前中国财长暨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在第十六届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总量政策空间不大,中国仍有减税空间,应当推动所得税改革。

财政和货币总量政策空间不大
楼继伟称,今后一段时间需求管理的空间并不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从财政政策看,历经前期多轮刺激,大规模集中基建的余地不大。
一方面,地方债务风险凸显,不宜再增加基建债务;另一方面,按照适当超前的原则开展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合理的,但一定要把握好度,如果超前10-20年就必然会沦为“扔不掉、养不起”的“白象”工程。不过他同时称,随着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带的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进程,经济上可行的基建投资还有广阔持续的空间。
货币政策方面,货币供给扩张对经济拉动的效用在逐步下降。通过货币政策实施总量刺激,只会加剧过度货币化,进一步放大“脱实向虚”,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用有限。

财政政策方面,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上发力,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配合,还有较大的空间。比如,收入方面可以通过减税推动企业加大研发和创新投入,提升经济活力;支出方面可以通过对支出结构的调整,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并引导资源向符合宏观调控方向的产业流动,改善供给结构,提升供给水平。
减税仍有空间
在减税方面,楼继伟提出,应当推动所得税改革,增加企业所得税研发扣除,个人所得税改为综合征收,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纳税负担,避免个税异化为“工薪税”,形成逆向调节。
此外,下一步,在政府集中投资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应当以加强对产权和契约的有效保护以及提升司法公正为重点,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生存发展提供确定的外部环境,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应当考虑去除户籍附带的种种福利,推进“租购同权”,逐步使租房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与购房者享有同等待遇,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这样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也会改善收入分配,降低劳动力成本。

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指出,今后一个时期应重点关注五个方面:推动要素自由流动;推动减政减税降费;加大民间投资保护力度;继续扩大对外开放;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由于风险传染的渠道极不透明,中国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是相当大的,因此眼下更为迫切的任务是打好风险防控攻坚战。
两大因素是最重要的宏观风险点
对于当前经济的宏观风险点,楼继伟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房地产金融化和金融脱实向虚是最重要的宏观风险点。“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每人都拥有住房的‘美国梦’,深入人心,而不去管有没有实际能力。在金融市场上,以房贷为底层资产的MBS(抵押支持债券或者抵押贷款证券化),及其衍生出的一系列产品充斥。最终两者交织传染,相互激励,风险爆发。”
楼继伟表示,当前我国M2与GDP的比例超过200%,与日本的水平大体相当,超过美国91%的两倍。但从利率水平看,2017年我国1个月的SHIBOR拆借利率平均水平为4.09%,同期日本的可比利率水平为-0.01%,美国为1.1%。我国货币环境更为宽松,资金成本反而更高,表明金融体制存在严重的扭曲。过度的混业(我们称之为“综合经营”)造成一系列金融乱象,名目繁多的中国特色衍生品另人眼花缭乱,同业、通道、嵌套、资金池、庞氏融资性的万能险、P2P、非标、现金贷等等层出不穷、相互叠加,结果是不断抬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困难。

同时,风险传染的渠道极不透明。相比于美国十年前的金融市场,各种衍生品风险收益特征是有定义的,如MBS、CDS、CDO等,也都是经过备案的。我国则更为混乱,需要穿透到产品底层,才能识别真实的风险收益特征。我国的金融机构,除常规的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外,各类中国特色的金融、类金融机构和区域性交易市场创新设立更是眼花缭乱,不胜枚举。
综上,楼继伟认为,我国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是相当大的。眼下更为迫切的任务是打好风险防控攻坚战。
不过,楼继伟也坦言,整治金融风险绝非一日之功,认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争取在未来三年左右时间,打赢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判断。“如果能在三年左右的时间解决这一问题,名义利率过高的问题也能随之解决。”
针对未来金融模式,楼继伟提出了他的思考。他说,横览世界,中国是混业发展到极致的金融市场,风险高企,这不禁令人反思。一些地方领导以往热衷于发展地方交易市场,现在也发现难以监管,区域性市场难免风险外溢,一旦出险,收拾起来十分棘手,也都在审慎处理和认真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