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扬：《第二次握手》的第二次平反
报告文学连载：张扬与《第二次握手》罪案始末（连载完）
在后台人物的策动下，原预审班子中由孟昭珍牵头，加上□□□等共四人，发出一封题为《中国青年报记者把反革命分子张扬捧上了天想干什么？》的打印长信，寄给胡耀邦。
后来，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同志们习惯于称此和“四人信”，以与“四人帮”对应。考虑到孟昭珍是因职务较高而挂名第一，实际则“中坚”乃是那个□□□，所以，两社后来发出的有关文件一般不提孟昭珍，而是把□□□作为此番反扑的代表人物，称“□□□等四人”。
我一直没有看到过“四人信”原文，今天无法引用；因为我当时在重病中，两社的同志们尽力将真情瞒着我，后来也只是作为“昨天的战争”在各次谈话中断断续续透露过。
胡耀邦同志当时已经担任中宣部长。他在那封信上批示：
转中国青年报同志阅酌
胡耀邦 5月17日
某些人似乎是怕胡耀邦把这颗“精神原子弹”私藏起来似的，又通过高文礼以公安部党组名义将“四人信”转呈叶剑英、李先念、邓颖超、徐向前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而且又给胡耀邦送了第二份。显然，这是一种权术，企图在中央内部对胡耀邦施加压力，给平反冤假错案的斗争抹黑，指他为“把反革命分子张扬捧上了天”的急先锋。
我虽在住院治病，对此事却知道得较早。我当时第一个想法是，这些家伙确实具备了足够的厚颜无耻！他们从一开头就深刻领会并严格遵循了“四人帮”的旨意，将矛头直指周总理，现在竟敢向邓颖超同志告状！我的第二个想法是，向那么多中央领导同志投送了“四人信”，何以偏偏漏了“英明领袖”华主席？
顾志成后来写道：
告状信约有八千字，信中把《第二次握手》撇在一旁，只字不提，却在其他方面，把作者张扬打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同时声声讨伐记者丧失立场为反革命说话等等。
收到“四人信”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批转中宣部调查处理。顾志成回忆道，连共青团中央也收到了“四人信”。
……团中央书记处过问此事，中宣部也派人来报社。问题又变得麻烦了。命运才有转机的张扬一下子又危在旦夕。
中宣部给中国青年报发函，全文如下：
中国青年报编辑部：
公安部转给胡耀邦同志一封湖南省公安局四同志的来信。耀邦同志批示，让我们“同中国青年报共同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现将此信转给你们，请你们核对信中反映的情况，准备意见后，争取本周来我部共同研究一下。
鉴于青年出版社已决定出版《第二次握手》，北影也决定改拍成故事片，请你们向青年出版社和北影打个招呼，先不忙出书和拍电影，待讨论后再定。
此致
敬礼
中宣部
1979年5月29日
王维玲后来告诉我，是中宣部一位副部长负责此事并决定发出此函的：“这位副部长是个好同志，他是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这么做的。你不必打听他的姓名。”
我明白，这位副部长确是“不了解真相”；其实，即使他了解真相，恐怕也只能这么办。这是“程序”，或者说叫游戏规则。
我在医院病房中感受到了压力。从王维玲、顾志成的神态上，也可以觉察到他们所承受的巨大压力。顾志成写道：
这时凭我直觉，报社有些人严肃起来了，他们可能担心平时傻里傻气的“小顾”会不会在湖南调查中有失误。为准备去中宣部的发言，王石连夜翻阅我所摘录的张扬案卷材料。我和邝夏渝陪着报社与出版社的领导，向中宣部领导及新闻局整整汇报与讨论了一天，终于驳回了湖南的诬告信。随后，报社决定连载《第二次握手》。
因时间久远，顾志成的某些记忆不很准确。譬如，中宣部上述公函是1979年5月29日发出的，“本周”的研究最快也是6月初了。而《中国青年报》连载《握手》是3月中旬至 4月底，不是“随后”即6月初之后。
“四人信”的压力决不仅仅压在我和顾志成以及王石、王维玲身上，决不仅仅压在两社身上。“四人信”有“来头”，也有“打击对象”，要打击的就是胡耀邦。耀邦本人当然明白这一切。王维玲后来告诉我，接到“四人信”后，耀邦曾找他去认真谈了好几小时，详细了解《握手》小说的内容和作者的情况。谈完之后，耀邦沉默顷刻，指示道：“你回去之后，组织力量，调查研究，针对‘四人信’，写出一份充分摆事实讲道理的报告。”
中宣部当时设在中南海。“原告”方公安部党组与“被告”方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在怀仁堂一间会议室进行了长时间激烈辩论，不是“整整汇报与讨论了一天”，而是面对面“激战”一天，一个一个问题地摆事实，讲道理，两社始终占着上风。吃了宵夜，要接着辩论时，才发现“原告”方带着那一大堆材料悄悄撤走了。
胡耀邦同志根据大量调查研究和“怀仁堂辩论会”的结论再次作出批示，肯定《握手》是好书，作者也是好人。
中央还要求湖南省委“对□□□等四位同志加强思想教育”。“原告”方公安部以部党组名义向中央作了检讨。检讨中特地声明，“四人信”事件跟高文礼同志无关。
至此，我和《第二次握手》终于第二次平反了，真正平反了！
（立法网新媒体中心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