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少星：让中国人精神世界强大起来
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正式召开，习总书记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作为媒体人，我理解这主要是重建我们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信仰、着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精神影响力、向善向上号召力。
哲学常讲的世界，主要包括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世人所言的生活，主要包括柴米油盐酱醋茶和做人品行仁义礼智信与自身修为价值实现。现在我们基本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问题，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就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人类历史反复告诫人们，在一个时代物质强大之后，若没有精神世界的富足与强大，空虚的人们诸如离婚率高、婚外情、涉毒涉赌、小三小四现象、各种低级低俗社会乱象就会频现。言如“人与天地共称三才者，以有以先觉觉后觉，继往圣，开来学之功能，故得此尊称。若不以学圣贤为事，则是行肉走尸。唯知饮食男女之乐，则与禽兽何异。人之一字，尚是冒名，况与天地共称三才乎。然人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而不能为尧舜，不能作佛者，只有性德，无有克己复礼，闲邪存诚，及修戒定慧，断贪瞋痴之修德耳。此之修德，最初由贤父母师长而启发之，继则自己孜孜矻矻，努力修持。虽未能即到尧舜与佛之地位，其去下愚之人，日在人欲中埋没者，已天渊悬殊矣。”
我们祖先亦曾教育我们，做人情义为先，但今天，人们物质财富空前富裕，但一些人的精神世界却贫瘠了，亲人走动疏远了，朋友圈只讲利益了，内心世界狭隘了，不愿意跟穷人交朋友了等等。甚至有些人无论是嫁女、择偶、做朋友，都要把有钱与否作为绝对衡量标准，而没有之一。高房价让刚需一代被胁迫人生理想职业选择，你有没有房子、有几套房子、有多大面积的房子，成为整个社会衡量你成功与否的绝对标准，而无关于其它。这就是人们的精神世界混乱所致，人生终极价值观不清晰误导所造。
正如钱文忠先生演讲时说，北京某名牌高校在给国内一流大学女生发问卷调查，问若你是《白毛女》中的喜儿，你会如何选择。钱文忠先生说一流大学收回的问卷答案都是愿意嫁给黄世仁。再到媒体公开报道国内某征婚交友电视节目，女嘉宾直白“我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但绝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钱先生最后不无感慨的说，“咱们的价值观在崩塌，诸位！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在崩塌，基本的道德伦理在崩塌。”
正是由于我们整个社会盲目追崇物质财富多寡当成人生价值唯一标准，所以我们富人阶层多数人还热衷让子女继承财产，实现小家自我的长久财富享受。而不是像欧美等国富翁那样让子女传承企业精神价值追求——回报社会、热衷公益、创新创造、服务大众，而此生创造所有财富都是为传承这一精神价值追求！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都具有自然长相和精神长相，父母、祖先先天遗传决定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自然长相，而自我后天努力奋斗、文化修悟、终极价值意义实现决定其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精神长相，并将铭记史册，彪炳千秋。
纵观整个人类社会史，在整个社会物质财富越发强大之后，就越有必要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让人们的精神世界得到启发、启蒙、重建，让富裕起来的人们知道人生终极价值意义是什么，人为何而活。一个人无论出生在哪个国家，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其实他只要实现自己的人生善慧价值就是他最好的人生，无论他是做什么工作，经商也好，从政也罢，技术工、环卫工、教师、司机、服务员等等，这些都不会影响一个人的人生终极价值意义实现，任何工作岗位上的人都有一个最好的实现价值人生。
东西方古典文化中都充满着一种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西方著名的古典文化学者安邦纳曾对此作过精彩的论述：“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都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邦纳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我国古代老子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黄炎培在1946年7月4日与毛泽东进行“窑洞对”时提出著名的“历史周期律”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多数演为少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屈辱’的也有。”
要破解黄炎培所提的历史周期律，就要在物质财富强大之后及时警醒的重视我们内心精神世界建设。人为实现自身善慧价值而活，而房子、车子等一切外在物质对象都是为了更好服务我们每个人实现自己的人生自身善慧价值目标而存在才是正确的。践行“房子是用来住的”。但若反过来，人的存在是为服务房子、车子这些死的物质对象，人的一生都在为这些死的东西而奔忙，那么人就很难创造出自身善慧价值存在，回馈社会，造福他人，整个社会人们都将是漂浮盲从的，毫无精神世界强大辉煌可言。这从欧美等发达国家涌现众多文化哲学艺术大师、涌现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就可以佐证。人若实现为自身善慧价值而活，那么哪怕它的人口体量比较小，但它所能发挥出来的善慧价值贡献却是巨大的，比如以色列。
我国南宋胡宏早就说过：“稽请数千年间，士大夫颠名于富贵，醉生而梦死者无世无之，何啻百亿，虽当时足以快胸臆，耀妻子，曾不旋踵而身名俱灭。某志学以来，所不愿也。至于杰然自立志气，充塞乎天地，临大事而不可夺，有道德足以替时，有事业足以拨乱，进退自得，风不能靡，波不能流，身虽死矣，而凛凛然长有生气如在人间者，是真可谓大丈夫。”他在《上光尧皇帝书》中一开头便反思到：“臣闻二帝三王，心周无穷，志利虑天下而己不与焉，故能求贤如不及，当是时，公卿大夫体君心，孜孜尽下，以进贤为先务。是时，上无乏才，而山林无遗逸之士，士得展其才，君得成其功名，君臣交欢而无纤芥，形迹存乎其间。”
我国东汉三杰，王充有《论衡》、王符有《潜夫论》、仲长统有《昌言》，都有思索人生终极价值意义实现问题的脉路。正如王充在《道虚篇》中所言：百药可以愈病，服气可以健身，但绝对不能度百逾世，寿至不死。有生就有死，死就是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验也”。他希望“不老”，但却“发白齿脱”；希望“命延”，但却“既晚无还”。返老还童是不可能的了，唯有著书立说以体现自己的存在，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王充还形象地比喻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 所涉历的程度和深浅不同，其所见闻和收获自然也不同。他说做学问也是如此：“入道浅深，其犹此也。浅者则见传记谐文，深者入圣室观秘书。故人道弥深，所见弥大。”“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汉代的谷永、唐林，能上书言奏，依经论事，属于“文人”；而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刘歆、桓谭等人能鸿篇大论，著书立说，则是“鸿儒”。王充把他们与圣人同科，视为稀世之珍：“近世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
在西方，自文艺复兴之后，他们便开始重新寻找人生终极问题的答案。十八世纪，黑格尔将人类文明的进化视为一个“世界精神”的进化历程。但黑格尔的“世界精神”进化需要的是一代代极度聪慧的人用尽毕生对自然、社会和自身去思考，就像佛教、基督教一样，需要不断有极度聪慧的人学习、悟道、升华再传道。这就造成了人类社会目前有四种人生终极价值意义求索，第一种终极价值观念来自希伯来宗教传统，这种信仰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救赎，即人借助一种无所不在、全知全能的外在神秘力量来达到在来世的永生，所谓“信上帝、得永生”。第二种终极价值观念来自印度的宗教传统，它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解脱，即通过自身的修炼以达到舍离此世的目的。第三种终极价值观念来自古希腊的文明传统，它认为人生的意义来自求知求真，即要追求包括自然知识在内的各种真理。第四种终极价值观念来自我国的文明传统，它认为人生的意义来自于道德实现，即每一个人通过自身的修为去逐步建立起一个人间的美好社会。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