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判决书越长越看不明白?”
编者按
不知从何时起，判决书越写越长、判决书越来越像“书”的不正常现象越来越普遍且日益突出＿＿几乎在每一个法院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动辄几十页至数百页、几万字到数十万字的判决书。
然而，人们很快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裁判文书“篇幅”的增加却无法得出更加“讲理”的结论，甚至还有一种“判决书越长越看不明白”的感觉。
因此，在司法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今天，裁判文书从内容到样式的改革已是势在必行！
一份长达六十五万字的刑事判决书
十多年前，小编曾以“判决书不是书”为题，对《人民法院报》报道的东北某中级人民法院一位因为写了一份长达六十五万字的刑事判决书后“人都瘦了一圈”的法官的“先进事迹”谈了自己的“读后感”。
小编在文章中大言不惭地夸下海口：对于这起虽然涉及合同诈骗的犯罪事实上百起，但五名共同被告人均“供认不讳”，“控辩审”三方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也无原则分歧的案件，完全可以在“一万字以内”完成判决书，虽不说“言简意赅”，至少可“看得明白”，且无须付出“瘦了一圈”的代价。
然而，时至今日，判决书越来越像“书”的问题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少有过“打官司”经历的当事人和律师朋友在聊天时都有这样的感慨：只要收到“沉甸甸”的判决书时，“一般都只看最后一两页的内容！”因为“其他的内容没法看！”
众所周知，判决书是一种公文，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国家公文，是掌握生杀予夺审判权的人民法院对于诉讼案件进行审理后依法作出裁判的书面文件。
但应当明确，判决书毕竟不是“书”！如果非要写得像“书”一样的篇幅，不仅法官累，当事人也累，既不利于司法为民，也不利于提高司法效率，反而会徒增司法成本。
裁判文书的“篇幅大小”与“是否讲理”不成正比
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人们普遍发现，裁判文书“篇幅”的增加并不能当然地得出更加“摆事实，讲道理”的结论――恰恰相反，在那些“超长型”甚至“加长型”的刑事判决书中，绝大多数文字都是在不厌其烦、连篇累牍地照抄起诉书中的内容和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的一组又一组“证据材料”（其实多为证明有关被告人的身份和履历、被告人的历次口供、众多证人的证言），而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解和辩护意见（如非法证据排除）则大多高度浓缩，一笔带过，少有针对性地给予回应。
其中使用最频繁的话语就是“被告人的辩解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与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不合，不予采纳”――这样的判决书读了之后（如果能耐着性子读完的话），很难感受到“公平正义”。
由于本该释法说理的不讲道理，无须讲理的却废话连篇，其结果，既影响裁判效果，又影响司法效率。难怪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央有关裁判文书应当释法说理、统一上网、公开查询的决定，在司法体制改革中郑重宣布要对裁判文书实行“繁简分流”！
推荐一份台湾法院的“刑事简易判决”
小编手头有一份由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刑事一庭彭康凡法官作出的“刑事简易判决”。
从这份制作于2015年8月的简易判决得知，被告张某被指控“违反毒品危害防制条例”规定的“持有第二级毒品罪”，因检察官声请以简易判决处刑，彭法官遂作出“处有期徒刑二月，如易科罚金，以新台币一千元折算一日。扣案含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之金色包装咖啡色药锭一包（验余净重四点六公克）没收销毁之”的判决。
之所以对这个简易判决产生浓厚兴趣，在于该判决对被告犯罪事实的认定与众不同――法官对被告的犯罪事实并未作专门的叙述，只是将检察官在起诉中有关事实和证据的内容“一笔带过”：
本件犯罪事实及证据除均引用附件检察官声请简易判决处刑书之记载外（详附件），另更正及补充如下：
（一）声请简易判决处刑书犯罪事实栏第五行及第八行、证据并所犯法条栏一第二行之“梅锭”均应更正为“金色包装咖啡色药锭”。
（二）证据部分补充“搜证照片七张（见毒侦字卷第ｘｘ页）”。
这就是这份刑事判决书中“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的全部内容！
在一份定罪判刑的刑事判决书中，居然看不到经“审理查明”的犯罪事实，似乎太不可思议了！
在大陆，如果法官如此制作判决书，能过关吗？人们不禁要问：这样手持法槌、坐享其成、吃现成饭的法官，谁不会当？！还用得着严格的“司法资格考试”甚而至于“法官员额考试”？！
可转念一想，这种经审查确认并“引用”检察官的“声请简易判决处刑书”，再对其中个别需要更正和补充的地方予以注明，岂不比在判决书中再“照抄”一遍起诉书更为准确、清晰、简洁和一目了然？！
据了解，在台湾，彭法官的这种判词是“有法可依”的：
《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2012年修订）
适用简易判决程序而制作的判决书，“得以简略方式为之，如认定之犯罪事实、证据应适用之法条，与检察官声请简易判决处刑书之记载相同者，得引用之。”
按此律条，如果控审双方的意见一致，且被告自愿认罪，判决书上对检察官指控的犯罪事实就无须重复叙述并论证，直接“引用之”即可；如有确需变动的，直接更正或补充就行了。
“评判如下”取代“审理查明”势在必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海峡彼岸法院有关裁判文书“繁简分流”的做法，确实值得大陆借鉴。
业内人士都知道，“经审理查明”是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的裁判文书样式中的必备要素，因此，无论裁判文书如何改革，“经审理查明”的内容都是必不可少的！
于是，多年来，在刑事判决书中，既有检察机关的指控内容、又有被告的供述和辩解、更有“经审理查明”的犯罪事实，如此叠床架屋的“刚性”要求，“重复”在所难免、“篇幅”自然而然就增加了。
其实，在所有的诉讼案件中，所谓“案件事实”，都是对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通过法定程序将其最大限度地还原成“法律事实”，而这些“法律事实”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法院“审理查明”的－－人民法院只是在法庭上，通过组织控辩双方举证、质证，最后认证的。
事实上，在刑事诉讼由“纠问式”向“控辩式”转化后，在法庭上除了控辩双方围绕指控内容所进行的举证、质证之外，并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可以独立于“控辩主张”以外的“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法庭调查的重心就在于对指控是否成立、辩解是否有理作出“评判”。
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褚时健案件作出的判决书为例。
云南高院在这份判决书中之所以对公诉机关指控的“被告人褚时健贪污1156万美元”犯罪事实不予认定，并不是主审法官“事先知道”褚时健没有贪污该笔巨款，也不是经“审理查明”褚时健没有实施这一犯罪行为，而是因为“公诉机关出示的合同书、付款凭证等证据不能直接证明被告人褚时健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故其“指控被告人褚时健贪污1156万美元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确认”。
由此可见，在刑事裁判文书中，以“评判如下”取代“经审理查明”势在必行。
加强裁判文书释法说理需要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分别提出了“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的要求。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中进一步重申“推动裁判文书说理改革”、“建立裁判文书说理的评价体系，将裁判文书的说理水平作为法官业绩评价和晋级、选升的重要因素”，并特别强调“根据不同审级和案件类型，实现裁判文书的繁简分流”，明确宣布“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当事人争议不大的一审民商事案件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认罪的一审轻微刑事案件”，可以“使用简化的裁判文书，通过填充要素、简化格式，提高裁判效率”--从而拉开了对现行法院诉讼文书样式全面改革的序幕。
2016年7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重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文书样式》及《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仅从数量上看，文书样式种类就由1992年《民事诉讼文书样式》的372种增加到568种，其中不乏有与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增设的小额诉讼案件特别程序相配套的“小额诉讼案件判决（裁定）书表格式”和“小额诉讼案件判决书（令状式）”。这种对法院诉讼文书样式修改的趋势和文书样式种类的增幅，势必对刑事诉讼文书样式的修订工作产生极大的影响和导向。
据悉，有关刑事诉讼文书样式的全面修订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在2015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与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联合组织的“在司法公开背景下的裁判文书改革”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法院负责刑事诉讼文书样式修订工作的研究室就向会议提交了八份主要的刑民事诉讼文书样式修订稿（刑事四份、民事四份）供与会代表讨论征求意见。
从近期发布的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文书样式》及其《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看，应当说，最高人民法院对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汇总提交的修改意见较为重视，大多作了采纳，但也有一些对重大问题的修改意见，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致目前《民事诉讼文书样式》中有关民事裁判文书样式的总体结构和规范要求呈现越来越繁琐的走向，似与有关裁判文书改革应当坚持繁简分流的要求渐行渐远。这确实是作为最高审判机关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
（立法网新媒体中心 罗书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