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年仅十四周岁的在校学生卢某课间与同学相互打闹时,被人击打头部,遂拿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匕首冲向对方人群并捅刺,刺中被害人邓某左胸部。卢某见邓某倒地后即搀扶其去医院,但邓某终因抢救无效死亡。庚即,卢某被民警带走归案。经法医鉴定,被害人邓某系心脏破裂导致的失血性休克死亡。
一审法院认为,卢某在与他人发生纠纷后,为泄愤逞强,持随身携带的匕首乱舞致一人死亡,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被告人卢某案发时系未成年人,案发后有救助被害人的行为,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卢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卢某不服,上诉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审期间,鉴于被告人卢某系未成年人,根据法律规定,应当为其指定援助律师为其辩护。四川华晨律师事务所根据省法律援助中心的指定,指派小编担任被告人卢某的二审辩护人。
接受指派后,小编立即到省法院阅卷并到看守所会见在押的被告人卢某,详细听取了卢某的上诉意见。
与此同时,被告人卢某的亲属因不清楚二审法院是否为被告人指定律师,因此也向当地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最后当地指派原一审承担法律援助的四川天维律师事务所张成文律师继续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
在会见被告人时,两位法律援助律师了解到被告人卢某从小失去母亲,父亲常年在外打工,一年都难得回一趟家,平时都是爷爷在照顾,上中学后都是住校,周末寄居亲戚家。
因此,本案对两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悲剧,但是悲剧已经发生,被告人卢某作为单亲留守儿童,从小就没有得到父母的关心、爱护和教育,以至于不能很好的处理与他人之间的纠纷才导致悲剧的发生。
开庭前,两位法律援助律师研究并沟通了本案的案情,并得出了从如下六个方面进行辩护的一致意见:
一是被告人卢某系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二是被告人卢某明知他人已报案,仍主动将被害人送到医院,并在手术室门口等待,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三是被告人卢某拿出匕首是为了“吓唬”对方同学,一审判决认定为“泄愤逞强”与事实不符,且案发时是否有人在被告人背后推攘的疑点不能排除;
四是被告人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不大,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或减轻处罚;
五是案发后,被告人表现良好,系初犯、偶犯,没有前科,应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六是被告人亲属愿意对被害人亲属竭力赔偿,求得谅解。
庭审完毕后,两名法律援助律师为争取获得被害人亲属谅解而不懈努力,协同配合。其间,张军成律师与被告人亲属一道,两次上门道歉,最终获得被害人亲属的谅解,出具了谅解书。
2015年3月,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作出如下认定:
一是被告人卢某在与同学打闹玩耍发生矛盾后,持随身携带的匕首捅刺被害人死亡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应依法处罚;
二是案发后,被告人即扶被害人欲到医院救治,并告诉他人,在学校老师及被害人家长送被害人到医院时,亦一同到医院,在知道学校已报案的情况下仍在医院等候,主动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归案后亦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其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构成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上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自首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三是二审期间上诉人的亲属多次向被害人的亲属道歉,积极赔偿被害人亲属的损失,取得被害人亲属的谅解;
四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不是蓄意杀人,犯罪时不满十五周岁,系初犯、偶犯,主观恶性小、认罪态度好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属实;
五是根据上诉人的犯罪手段、情节、后果,并结合其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其积极赔偿被害人亲属的损失并取得谅解,可对其减轻处罚;
六是对检察院的出庭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七是原判对被告人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除刑法规定‘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外,对未成年罪犯一般不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本院予以纠正。
最后,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量刑不当。依法判决撤销原审法院的一审判决,改判被告人卢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案件结束了,可是小编的心中却许久都不能平静。在办理这个法律援助案件的过程中,小编曾三度哽咽落泪:
阅卷时,看到被害人稚嫩的遗体照片时,满心的痛占据大脑,止不住流下心痛的泪;
会见时,看到一张稚气的脸机械的坐在“铁窗”里的会见室时,作为一位律师,同时也是一位母亲,眼泪再次充满眼眶,为了不让被告人更难过,辩护律师强忍眼泪,认真耐心的倾听被告人的叙述;
开庭后,当着法官和律师、法警的面,善良的法官“破例”允许见被告人卢某见父亲一面,当看到被告人留着眼泪“扑通”跪倒在父亲面前的情景时,小编忍不住转过头去,流下第三次泪。
该案的发生,对两个花季少年来说,都是一场人生悲剧,对两个家庭来说,又何尝不是呢?!
因此,在痛惜生命的逝去,依法追究被告人应当承担责任的时候,我们应当思考:如果学校能够禁止学生携带刀具进校;如果被告人不是“留守少年”而有父母的陪伴和教养;如果同学们在遇到纠纷时能冷静处理……也许,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但是悲剧毕竟发生了,而且现实生活中不允许有那么多的“如果”。小编在这里唯一能做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学校在做好教育的同时,应当强化对学生物品的管理,并在进行文化教育的同时应当注重培养学生们的“情商”。
特别是对于“留守儿童”的帮扶与关爱,应当有更多的实质性的内容,不能仅仅停留在回头的希望和呼吁上。
小编相信,这也是所有作为“法律援助”刑辩律师的共同心愿!
(立法网新媒体中心 文永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