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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少星:媒体人的历史责任

分类:推荐文章 · 发布:2025-12-20 · 浏览:1

   就在数日前,成都一位媒体朋友向我发送一条信息,据说王沪宁要到重庆当市委书记了。其实这是国家任人唯贤的表现,虽然王沪宁在学校的身份是教授兼博导,但他确实是一位才华超群、文笔超棒的官员。王沪宁曾这样形容自己的人生,政治的人生,并非指一种政治的经历,而是说,作为一名政治学的学者,我的大部分时间均用来做我的专业学问了,以致这一学问占据了我绝大部分的生命。他还说,他这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读几本好书,教几个好学生,再写几本好书。

       这位孔子的老乡,确实道出了中国读书人的心声,对于生命的思索,而所有的这些思考,都是围绕着一种读书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而来,而能够从容思考,则是外部的宽容和自身的理性。这不禁让我联想到中国媒体人的历史责任,又该以一种怎样的读书人历史使命和责任展开,来面对和把握这个时代与未来。

       今天,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已形成,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已精彩,确实到了媒体人要明了自身历史责任时候了。因为媒体人最易先得到信息,掌握着影响公众知情权的舆论平台,进而推动社会走向自由进步还是愚昧落后,具有书写怎样的当代历史和为后世留下何种历史意义价值观的的重要责任。所以,依少星个人浅见,媒体人一定要对民族有自信。民族自信,就是我们始终坚信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始终追求先进;另外,媒体人一定要对国家有自信。国家自信,就是吾辈国家要努力奋进的是一个民主富强、自由向善、全民平等共享福利的公民社会;其次,媒体人一定要对社会有自信。社会自信,就是我们拥有五千年优秀文明成果,扬长补短,包容并蓄一切优善文明,达成一个人人自进奉献、平等博爱、处处程序公平正义,事事结果良善圆满的优善社会。正如《礼记·礼运篇》云:“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媒体人有了这种自信,自然会用这种自信去端正笔端,包括对干扰、影响、破坏我们民族自信、国家自信和社会自信的非正常言行做深刻认识与剖析,甚而纠正历史进程中的错误现象和方向。而没有这种民族自信、国家自信、社会自信,我们媒体人就如随风之舞,见风使舵,毫无对历史进程中的非正常现象和言行去做深刻认识分析与建言,对民族、国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做出正确的判断与研墨,对我们这几代人同存的百年历史有积极推动和完善贡献而主动担当。因此,世界越吵杂、时代越迷茫之际,正是亟需唤醒媒体人的历史责任,坚信个人荣辱必将为时代历史铭记刻功,坚信真知灼见历史箴言必将给未来带来光明,坚信深刻清醒无欲之争必将保驾护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历史责任和民族、国家、社会自信,是新时代媒体人的共同责任。有人说,企业家是靠自身的潜力和能力推动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保障有他们卓越巨大的贡献。而媒体人则是以他们独有的特性连接着平民大众和历史高层推动着这个社会最起码的正义公平。物质世界繁荣需要无数实干家连在一起,而精神世界富强需要无数媒体人肩负起历史使命,在我们进行采访记录的那一刻,在镜头底下,在闪光灯前,这里没有达官贵族和政治显要,我们要将这种友善平等传递到每一个人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身在异国他乡采访记录的那一刻,我们要将友善之桥越建越牢,传播多元文明,包容诸善,互助互敬共享太平。我们要用历史胸怀和世界眼光,来评判我们是否真的是为人类共同繁荣与和平。我们不能全凭个人喜好选择性报道,我们不能为了一时个人情绪去埋没他人成绩和良善举动。举个较敏感的例子,日本这个国家曾对我中华民族犯下反人类的罪行,给我同胞造成历史罕见的巨大伤亡,这是二战法庭审判过的历史事实。但我们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对于如此伤害过我们的近邻我们还是采取了历史最大包容,以人类博爱精神去感化和促进日本的民族和国家自省,避免重蹈历史军国主义覆辙。所以中国媒体人要有更大胸怀和眼光去审视历史,包容向善前行,拉近两国人民之间感情,增进互善互融,共享繁荣太平。但对于日本人民所做的部分向善之举,我们也要铭记于心,毕竟中国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优秀传统,唯有如此,才更彰显我们中华民族当之无愧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善恶分明,是非分明。比如我在首都图书馆里就曾看到一份资料,1979年-2010年间,中国获得日本33164.86亿日元(约2638亿元人民币)的开发优惠贷款、1557.86亿日元(约124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以及1739.16亿日元(约138亿元人民币)的技术合作资金,总金额高达36461.88亿日元(约2900亿人民币),涉及项目200多个。在2005年至2010年间,日本对华援助有所减少,2008年起更是终止了对华开发优惠贷款项目,但加起来也达到2101.98亿日元(约167亿人民币)。我在想,如果中国媒体有了世界的高度、人类的胸怀,对于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感情联络,国家外交互助互敬开展,特别是中国作为世界级大国对人类贡献历史,将是辉煌之页不可或缺之一部分。这也必将大大改善中国青年的视野与眼界,让中国历史上的民粹之害(如打砸自己同胞日系车和围攻同胞自己开的肯德基、麦当劳等)再无思想市场,使中国更加自信、民主、富强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然,凡是世界先进之国媒体都要与我们相向而行,不能以我们人类博爱胸怀去成全“猪圈、羊圈、鸡窝”小人之国媒体的肆意破坏与攻击,这也正是不以人类胸怀为原则报道世界各国媒体的症患之疾。我相信,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世界上一些国家媒体并未上升到人类胸怀与视野,而是还在做本国民粹的代言,政党的传声筒,一己私利的“众言堂”。比如日本、美国等部分西方媒体对中国非客观的报道、选择性的报道、肢解性的报道、政治需要攻击性的报道,同样在破坏和降低他们的媒体人人格与国家国格,这些都是需要媒体人以历史责任鉴别审视的。因为世界上数十亿人不可能每个人都去一个地方、国家,所以这时媒体人若成了见风使舵的吹鼓手,一小撮玩弄政治者的帮凶,那么就会给我们生活的这个原本光明希望的世界带来诸多不确定的误解、恶意、敌视与仇恨,甚至黑暗与绝望。这样势必会造成指木为林或见林失木的传播结果。

       这就是媒体人除了需要客观、公正之外,体现自身最核心价值的还要有历史责任感。因为媒体的舆论导向不是为了维护某个事实,而是用客观、公正的报道事实,去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向善共享;去维护人民心中的“真、善、美”价值观,维护公平正义、民主法治这些基本价值观。每个国家社会都会发生这样那样正面和负面的东西,就像人生也是两面一样,关键看我们如何用这个客观事实去挖掘人类普世价值美好的东西,不要只为吸引眼球去挖掘刺激眼球的肤浅表象新闻,要理性深入思考,非正常现象背后存在的非正常原因。我始终坚信,人之所以成为人而不是动物,就在于人坚守了比如公平、正义、平等、博爱、扶危助弱、善恶分明等这些人性里面最基本的价值与道德观念。正如作家魏明伦评论说:“《读者》不靠‘枕头’,不靠‘拳头’,却能超过‘两头’书刊的销量。”《读者》杂志社长彭长城也告诉世人,《读者》提供给人们的首先是一种文化,一种高雅的、健康的文化,一种开放性、先进性的文化。通过阅读这本杂志,你就能了解到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优秀文化。绵长、丰厚、崇高、儒雅的文化情怀,像《读者》两只无形的长臂,将亿万读者揽入自己的怀中,接受世界上各种优秀文化的熏陶。所以,它最终赢得了亿万读者的一致认可和青睐。正是这种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向善需求的肯定,以人为本,集中体现了对人的关心和尊重,它重点着眼于生命关怀,平等关怀,同时也着眼于人格、人性、精神、情感和道德的关怀,把人的生存、人的发展当做观察和报道一切事物的价值取向,所以《读者》成功了。

       19世纪末的美国媒体也在标榜关心人民的同时,常用骇人听闻、刺激人心的黄色暴力新闻充塞普通人所依赖的新闻渠道,把美国社会导向为罪恶、性和暴力开脱,美其名曰“人性”,所以造就了美国历史上“性开放”的一段曲折历史。当时美国新闻从业者认为,他们和其它的私有企业一样是在做生意,不同的是他们可以利用宪法所赋予的新闻自由,不受限地采集信息,经过记者、编辑的加工,成为新闻而传播给大众。这些新闻自由被滥用的行为,使人们对自由失去了原本坚定的信任感。“人性”固然有贪婪的成分,但这正是需要我们后期屏蔽和引导向善的需要,如果只讲媒体的生意经,那与“黄赌毒”职业何异?只要赚钱啥都可以干,毫无任何社会担当与历史责任感,这样的媒体注定昙花一现,成为历史进步的反教材。记得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媒介日益走向集中和垄断,成为利益集团寡头的代言和帮凶时,社会各界就对媒体的社会功能批评日益增长,新闻自由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当时有识之士便已提出要建立媒体的社会责任理论。最终促成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了后来被称作传媒“社会责任理论”奠基的总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

       媒体人需要历史责任感,不仅是个人自明的要求,更是现代社会职能分工的客观需要。如今信息爆炸时代,每个人都只能与现实世界的极小部分人和事发生直接联系,对世界的了解和认知多半听从大众传媒,现代传媒有着以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影响大众能力。而媒体的这一重要功能实现与保持必须借助于媒体的公信力,而媒体的公信力来源于媒体人的公信力,若媒体人采摘虚假新闻,那么则毫无任何公信力可言。现代社会人们对媒体最大的期望已不局限于要求媒体人只是信息的传播者,而要看到媒体人对社会热点、重点事件的媒体态度与理性观察思考、建言献策。尤其是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民众来说,他们个体更急迫需要媒体和媒体人肩负起这个历史职责。如果媒体缺乏人文关怀,媒体人缺乏历史责任感,资本力量裹挟着政治力量形成的双层垄断将会对媒体的公共利益角色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进而有损媒体自由公正形式介入社会观察与思考,特别是在缺乏权威的意识形态控制力和吸引力的情况下,资本以及受其支配的价值体系将会日益侵蚀本来就已经非常脆弱的公共利益和社会稳定价值道德体系,让人们无所适从,倍受压迫感,威胁感,所以移民者众,出国者行。

       历史已如此昭明,《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作者在向天下传达“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的政治要求,《水浒传》众英雄被逼梁山“众姓一家”的作者在描绘对社会贪官污吏卑鄙奸臣的憎恨与反抗,流露出作者对众生平等、任人唯贤的朴素乌托邦向往,《西游记》演绎作者以“修心炼魔”为核心故事,曲折透露出邪不压正对真善美的求索,《金瓶梅》作者则使用极贴近世俗民众的语言,去再现明代中后期社会转型过程中各色人物的生活百态,透露着苦闷、无奈与内心蓄积向往美好生活的正能量。还有,我们难以忘记汉风唐韵中的董仲舒、司马迁、魏徽一类坚持大一统,求新求变,敢讲真话的知识分子形象。

       有人说,媒体的责任可以分为政治责任和社会道德责任这两块,但我认为这两块都是历史责任范畴。一个时代,社会大众评判媒体和媒体人是否真正肩负起了历史责任,就看我们这个国家政治和社会道德是否进步了?还是落后了,便能给这个时代媒体人一个清晰地打分与评判。记得早在一百年前,美国着名报人普利策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愤世嫉俗、唯利是图、蛊惑民心的媒体,最终会制造出像自己一样卑劣的民众。正是看到了世界传播领域这样那样的问题,尤其是在新媒体突飞猛进每个人都可以自成媒体信息快速传播的今天,我们想要得到什么样的民众,最终能得到什么样的民众,反过来看我们现在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媒体和媒体人群体便已知晓。

       一个互联网+时代,人民的知情权因科技的进步而获巨大进步;一个媒体有历史担当的时代,人人敢言真言建言将成为社会稳定繁荣的新常态;一个媒体人有历史责任感的时代,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将无愧于子孙千世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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