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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热门的仙侠剧《陈情令》由耽美小说改编，剧中，主人公魏无羡和蓝忘机两人一起上课做小动作，一起醉酒挨罚，一起泡冷泉，一起放灯祈福，蓝忘机还为魏无羡打伤三十三位前辈，受三十三道戒鞭，差点儿失去性命。双方互动亲昵，和同性爱人几乎无异——虽然因为主流社会恐同，在剧情没有明说的情况下，粉丝依然坚称那是“兄弟情”。
在《陈情令》以外，即使在非耽美向的作品中，我们也总能发现一些耽美元素。例如，在以往的神话故事中，哪吒和东海龙王三太子敖丙是宿敌关系，前者抽了后者的龙筋而被龙王找上门算账，但在今年暑期档热映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当中，魔珠化身的哪吒和灵珠化身的敖丙成为了同生共死的命运双子，也让很多观众磕起了这对“藕饼”同性CP。不仅电视剧如此，综艺节目也会因录制剪辑的剧情需要与粉丝基于节目素材进行的准耽美再创造，在选手之间制造或呈现介于兄弟情和同性恋之间的亲密互动，比如从原本和耽美毫无关联的声乐演唱节目《声入人心》当中，就诞生了“云次方”“深呼晰”等多对CP。
如今耽美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当代书写方式和文化现象，无论是其爱好者还是对此反感者都无法忽视。与此同时，耽美也在不断改变着人们对同性恋情的观点。例如，厦门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杨玲就曾援引台湾交通大学助理教授王佩迪（Peiti Wang）的研究指出，从台湾耽美粉丝社交网络收集到的3851份问卷数据中可以发现：相较于普通民众，耽美粉丝对同性婚姻的支持率极高，93.2%的受访者同意或强烈同意同志婚姻应合法化。
不过，学界对耽美的批评也一直存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郑熙青的《想象“耽美”》一文中，作者认为，如今在中国大陆，“耽美”受到普遍认可的定义为：由女性作者写作的、以女性读者为预设接受群体的、女性欲望为导向的、主要关于男性同性之间的爱情或情色故事。也就是说，耽美虽然是女性实现性和欲望自主权的重要手段，但是和其讨论的客体——男性同性群体——之间或许还有一定距离。郑熙青也提到，日本同性恋权益活动家佐藤雅树就认为，耽美创作中的同性恋男性人物过于理想化，不符合现实，这类文本在大众中的传播并不利于改善同性恋社群的状况或增进大众对同性恋困境的了解。
与网络狂欢中热炒CP不同，在现实生活中，同性恋主体感受到的异性恋中心社会的态度依然带有敌意。我们不妨把目光转向描绘男女同志主体的社会境遇和生存实况的同志小说文本上并由此来思考：在耽美文化盛行的今天，同性恋群体的真实处境和真实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事实上，我们在同志小说文本中可以看到，同性恋者被家庭和社会抛弃，处于孤儿一般的状态当中，身份难以被承认，主体认同难以建立，不仅被社会污名化，连自己也觉得自己像怪物。即便是在没有自我厌恶和逃避的情况之下，出柜、恋爱、找一个可以白头偕老的完美情人也极其艰难。虽然今天无论中外反歧视运动已蔚然成风，但在同志群体这一边缘世界当中，依然存在者更边缘的群体——人们把目光投向青春健美的男同，却忽视了更为广阔的隐形族群和这些群体的不安、颠沛与恐惧。
“人工珍珠”“孽子”和“鳄鱼”：我究竟是谁
在异性恋霸权的文化环境中，同性恋者建立自我认同、认识和接纳自己的性倾向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在自传体长篇小说《假面自白》中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剖析，无疑清晰地显示了这一过程。在小说中，“我”从小就被男性的健壮身体吸引，尤其是13岁时，第一次看到圭多·雷尼绘制的圣塞巴斯蒂安殉教图，英俊少年被赤裸着身体绑在黑树干上——“我”看着圣塞巴斯蒂安挺起的胸膛、紧缩的腹部、微微扭曲身子的腰部周围，性意识觉醒了。
这本应当是一部关于同性恋的小说，可是，三岛由纪夫反而用超出一半的篇幅写“我”如何假想和假装自己是异性恋，这无疑表明了他作为同性恋者接纳自身取向之艰难。例如，“我”在往返学校的公共汽车上，经常遇见一个贫血体质的姑娘，她望着窗外，那种百无聊赖、厌倦事物的神态和微微突出的嘴唇的坚硬劲儿都时常引起我的注目。上下车的时候，“我”总是期待着她，想自己对这个少女朦胧的感情到底是不是恋爱。可是实际上，问出这个问题的“我”心中早就已经有了答案，因为在被少女吸引的同时，“我”也被脑袋溜光的、年轻而粗野的公共汽车司机吸引。“我”意识到这两种吸引之间是有区别的：望着这个姑娘的眼光中“有一种虚假的、人工的、容易疲劳的东西”，在望着司机的视线里，则“有一种难以避免的、喘不过气来的、难受的、压力般的东西”。
“我”对女子抱有的感情只有“孩子般的好奇心和虚伪的肉感”，却因自己对异性肉体漠然而感到不安。“我”总是在想“别的青年会是怎样感觉？”“正常的人会是怎样感觉？”渐渐地，“我”养成了装模作样的习惯，为了让别人看到“我”的假面具，开始卖力表演。有一次，同学们叽叽喳喳地讨论某个不在场的人，说他喜欢上了公共汽车上的女售票员，接着大家就开始讨论女售票员有哪里好。在这个节点，“我”有意识地用冰冷的口吻说：“可能是喜欢她的制服呗。穿在她身上很合适，觉得好呗。”这让同学们感到十分吃惊：“要不是有相当经验，说不出这种一针见血的话来呀！”但是实际上，“我”意识到自己之所以能够说出这些话，其实正是因为对她没有感觉，对女性的事情没有其他少年所拥有的先天性的羞耻。“我”不仅欺骗了他人，甚至熟于欺骗自己，挂起一张简直像“对女人腻烦透了的面孔”，“仿佛自己真的有一颗淫荡的心”。
三岛由纪夫不断地提到“表演”或是“演技”，他说“映现在别人眼里的自然的我，是我的演技”——“我”不仅为他人表演，也在欺骗自己的内心。表演完全化为“我”的组织的一部分，这种把自己装扮成“正常人”的意识，已经在侵蚀着“我”心中存在的本来的正常性，使得我渐渐只相信虚假的东西。 “我”接近了一个女孩园子，迫不及待地期望她迷恋上自己，并在她和她的家人面前进行“正常人在恋爱时的固定的表演”，最终，她果然爱上了“我”。但在这段“恋爱”当中，只有在园子不在身边、两人进行书信往来的时候，“我”才感到自在，因为时间和地点的距离，将人的存在抽象化了，距离让我临时拥有了“正常性”。可在书信往来中，“我”对爱上自己的园子感受到了一种忌妒，因为园子给予的是真正的爱，“这是一种犹如人工珍珠对天然珍珠所感到的难以忍受的忌妒。”
在三岛由纪夫笔下，“我”自始至终是“假面”，是“人工珍珠”。在长期普遍歧视和仇恨同性恋的异性恋霸权社会里，同志身份，在白先勇那里，是无法得到家庭和社会承认的“孽子”；在著有《鳄鱼手记》《蒙马特遗书》的台湾作家邱妙津那里，是世人眼里的“鳄鱼”和“怪物”。
在《鳄鱼手记》中，鳄鱼出现于世，引发社会疯狂，媒体围追堵截，鳄鱼专家应运而生，导致它们只能东躲西藏，最后自焚而死，这正反映出同性恋者的处境。不仅社会视之为怪物，到后来，连自己都也觉得自己像是怪物。“我是一个会爱女人的女人，”她写道，“全世界都爱我，没有用，自己恨自己。”
“如果不想被人识破本色，那就需要把自己替换成另一个符号，用盗版替换正版，那么自然不必再担心自己到底是谁这样无聊的问题。”在台湾作家郭强生所著的小说《断代》中，锺书元明白深柜者的感受，但他决意接受自己的性向。不仅如此，他还向家人和朋友出柜，展示正版的自己。但是，不论是出柜这件事本身，还是此后的恋爱，都并没有他想象得那么简单。
出柜时，锺书元认为此举是对世人的重大宣告，“犹如站在摩西分红海所立之峰崖，看见了通往我辈救赎康庄之径路。”谁料，二十多岁时自己的“世界”其实很小，除了家人，也只有十几个常联系的同学，随着换工作的频繁，接触的人越来越多，还有半熟不熟的人问自己结婚了没、有女朋友了没。他意识到，“存在的正当性总是吊诡地建立在对世人的告白之上，”除非成为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出柜这件事才能一劳永逸，否则没完没了。
即使自己可以接受同性恋身份，即使没有自我厌恶和逃避，可是，恋人可以吗？在英国作家E·M.福斯特最后公开出版的长篇小说《莫瑞斯》中，莫瑞斯与克莱夫在剑桥相恋，虽然是克莱夫首先告白，但莫瑞斯却是更加勇敢的一方，他期待的是“他们彼此间肯做出任何牺牲，不把俗世放在眼里”，他愿意“径直走向光明，希望自己所挚爱的人会尾随其后”。但三年以后，克莱夫最终退缩了，他提出终止这段感情，随后迎娶一位贵族小姐并走上了仕途，这让莫瑞斯几乎崩溃。在《断代》当中，姚瑞峰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他给出的原因是：想寻找一个肉体灵魂都契合的伴的想法，已经放弃了。“我宁愿有一个家，一个正常的家可以让我安定下来，”他说。
